关于近代中国国家富强道路探索(3)
2014-02-20 01:29
导读：他通过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以及与西方各国的比较分析，认为美、法等共和制度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与中国的国情民情之间的差异，西方的宪政同中国现实之
他通过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以及与西方各国的比较分析，认为美、法等共和制度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与中国的国情民情之间的差异，西方的宪政同中国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对中国能否实现共和民主宪政表示了怀疑。
在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和波伦哈克的国家理论后，梁启超分析了共和政体的缺陷。在其《开明专制论》中，阐发了两位政治家的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建立中国近代国家“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他所讲的开明专制是“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的；所指“客体”是国家和人民。可见，在梁启超看来，中国需经过“开明专制”，和平过渡，等到条件成熟再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
第三，信奉三权分立，却过分强调政府权力。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厅行使。但他同时还认为，政府不应对君主负责，而必须自行对国家负责；反对政府对议会负责，虽然议会对政府有监督职能，但政府和议会都属于国家机关，应该对国家负责；这样的矛盾思想正是其国家主义观念的表现。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宪政对于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由此达到保育国民拯救国家的目的”［9］。对政府权力的片面强调，体现了他救国心切，但是，却在理论上犯了明显的错误：议会的无权状况使得“宪政”名存实亡，借宪政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当然在现实中这样的矛盾政体不可能有合适的土壤，也可以说是在制定的同时决定了它“空中楼阁”的命运。
梁启超宪政思想中的矛盾和错位与他本人固然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但国运多舛、政局混乱却是决定性的因素。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同时又是伟大的实践者，他带着实现政治理想的愿望积极领导、参与宪政的建设之路。然而，从笃信共和制到毅然抛弃之，转而立志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在对中国政治现实与西方对比后，又提出“开明专制”的施政方案；君主立宪失败，革命随之而起，其思想又回归到了被他抛弃的民主共和。
戏剧性的转变是碰壁后无奈的选择，然梁启超对立宪的孜孜以求却始终如一。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虽然梁启超的宪政思想自身多有矛盾，而且复杂多变，但却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实现国家富强。在他看来，宪政的主要元素，无论民权还是议院的价值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仅仅是追求民族、国家致富致强的手段而已。他从“群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肯定民主；但他又将自由、民权、议院归于“合群”性，也只是达到国家富强的一个工具。也正是这个核心目标的原因，梁启超在实现君主立宪理想的同时，却论证了“开明专制”的“理性”所在，并公开表示信仰政治专制主义；然而他看中的并不是开明专制本身，而是“把它作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解决中国国家安全和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方法”［10］。
在西方列强日益扩张、中国面临存亡危机的形势下，忧患意识和国富理想往往导致梁启超走向国家主义理论的极端：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内部急需的不是个人权利之间的竞争，而是团结和秩序；因此，必须加强强制，“强制者，神圣也”。
结语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探索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困境和走向，激进的表象摆脱不了保守的阴影、体系化的外表也难以掩盖凌乱和矛盾的内容。作为思想家和政治运动的实际操作者的梁启超，在自我扬弃和现实失败中，矢志不渝的追求宪政的理想。然而，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使他倍受煎熬——要实现宪政、改变专制，却难以割舍历史传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反映的是近代中国几代人的困惑，但其围绕着国家富强的核心价值所进行的探索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 原序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 文集之六《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第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 文集之一《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第8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 文集之三 《爱国论》第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 文集之五 《立议》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 文集之五 《立宪法议》第2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9.
［7］王人博.宪政与近代中国【M】第172页 北京：出版社，1997.
［8］参见：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第133页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9］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第168页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0］张灏（美）.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第182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