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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国国家富强道路探索

2014-02-20 01:29

　　关键词：宪政；民权；富强
　　论文摘要：近代中国在危机中震荡，救亡图存、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成为时代先驱者的追求。梁启超几乎毕生都在追求中国立宪的目标，其宪政思想在探索中发展变化，其中有关“民权”、“有限政府”、“法治”等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构成了近代中国宪政之路中绚烂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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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是在忧患中探索近代中国富强道路的时代先驱之一，也是活跃在当时政治和思想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面对中国专制独裁贫穷落后、积重难医的现实，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寻求真理、为社会大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奔走呼号，综合中西、上下求索，努力寻找中国切实的宪政方案。
　　
　　一、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来源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同时，由于梁启超所经历的传统教化，在其宪政思想中亦有儒家思想的沉淀，如他所说：“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舌于我笔端而已 ”［1］。这段自白，虽为谦虚之词，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渊源。梁启超的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进化论、民权论、分权思想和法治思想。
　　 第一，梁启超以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论证了改革政治、实施新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进化论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自达尔文出，然后值得丢、人类迈指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虽谓达尔文之前为一天地，达尔文后为一天地也。”［2］
　　 梁启超将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规律直接用于现实观察人类社会。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反对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所迫，非不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权；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援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3］

　　 第二，梁启超的民权论思想以及从民权角度出发对政府合法性的探讨，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梁启超提出“新民”概念，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他试图通过造就新民来革新政府、改造国家，这是他达到理想的政治模式选择。由此可见，“新民”决不同与传统的臣民，而应该是既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的新型公民。因此，民权是不可缺少的。他认为，民权与不能混为一谈，民权与西方的人权也不尽相同，同时，民权也区别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将“民”看作是个整体，不指单个人，“民权”的主体应该是泛化的群体，而且他认为“兴民权无损于君权”。
　　 在梁启超看来，民主宪政的实质。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民权。他给下的定义是“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法令，更何法，万变而不许离其宗旨者也。”这既是对宪法性质的认识，也是对宪法的价值判断。同时，他指出宪法与民权之间的必然关系：“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与官权之有限者，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5］”
　　 第三，梁启超将西方的分权理论作为其立宪主张的理论基础，认为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是西方各国“制度最要之原”。他主张在分权的基础上建立“有限政府”，甚至把如何划分政府权限看作是宪政民主的核心问题。他认为：“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并且“各国宪法，既明君与官之权限，而又必明民之权限者何也？民权者，所以维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6］”可见，梁启超的分权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主权”的思想，人民有主权可以防止君主和官吏滥用权力。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第四，梁启超是把“法治”纳入宪政构架里的近代中国第一人。梁启超对法治的探寻缺乏完整与系统，也很少从正面切入，而是将法治作为平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历程的一条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