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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恽代英与陈独秀关系试析

2014-02-21 02:44
　　关键词：恽代英； 陈独秀； 关系
　　论文摘要：恽代英和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恽代英生前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交往十几年，恽代英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但是有关他们交往的史料并不丰富，研究他们的关系，要从汗牛充栋的资料当中一点一滴地挖掘，以求对研究中共党史提供有价值的。
　　
　　恽代英和陈独秀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中共早期共产党员，为中共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四时期，恽代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1]陈独秀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2]恽代英虽然比陈独秀小16岁，但在中共党内时间，恽代英比陈独秀还要长一年多，陈独秀在党内不到10年，恽代英在党内却有10年多。他们都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恽代英是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又在陈独秀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他们之间的交往只有十几年，有关他们交往的史料并不丰富，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难度。这两个人最终结局不同：一个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一个却被中共开除，成了托派。70多年过去了，研究他们关系的文字很少，这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似乎还是一个空白。2006年8月是恽代英诞辰111周年，9月又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创刊91周年。在这个时候，探讨恽代英和陈独秀的关系，澄清—些历史细节，也是很有意义的。笔者接触的史料有限，对本文的错误、不当之处，请专家们指正。
　　
　　一、 阅读《新青年》，仰慕陈独秀
　　恽代英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人家”，[3] “陈独秀出生于书香世家”，[4]恽代英陈独秀两家差不多。恽代英6岁入家塾，接受封建，陈独秀也是6岁起读四书五经，同样接受封建教育。这对他们来说，更深知封建对青少年的毒害，为他们后来反封建斗争，提倡新文化打下了—定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深厚的旧学的根底。陈独秀对文字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能作律诗，“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5]恽代英自幼儿起，母亲常教他读唐诗宋词，他—生作诗不多，从已发现的三首古诗来看，“他作诗的功力是相当深的”。[6]他懂英、德等文，一生留下几百万言著作。比恽代英大3岁的毛泽东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一套，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7]
　　青年时代的恽代英、陈独秀并不安于在书斋里读书，他们都思索着的前途命运，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启迪恽代英爱国思想的启蒙老师是梁启超”。[8]这与陈独秀相同，梁启超和陈独秀“从年龄看，两人相差只有六岁，无论怎样也说不上是两代人，但梁俨然是陈独秀的启蒙老师”。[9]但后来，他们又都从康梁的改良派前进到革命派。
　　1913年夏天，恽代英考入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1915年6月在预科班，9月考入中华大学文科门。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同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此时正是恽代英上大学的时候。《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恽代英就是接受《新青年》影响的众多青年学生之一。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10]后来恽代英也经常给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社写信，“表达自己敬仰和探索人生真谛的愿望”。[11]陈独秀和《新青年》对毛泽东影响也很大。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提到新民学会和恽代英为领袖的互助社，“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2]恽代英也曾说过：“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13]《新青年》是传播的重要阵地，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毛泽东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起来。他说：“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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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期间，学习是很勤奋的，除学功课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这些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在1917年的日记中，就有关于和陈独秀及《新青年》、投稿等记载。任武雄先生等编写的《恽代英同志生平年表》写道：恽代英“9月，考入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此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开始出版，他深受该刊影响，十分仰慕陈独秀，经常与陈独秀和《新青年》通信。” [15]但是，这里有个疑问，既然恽代英经常与陈独秀通信，为什么《独秀文存》、《陈独秀书信集》等书没有收录恽代英的一封信呢？
　　1917年3月14日：“刘子通先生闻余曾投稿陈独秀先生处，因索底本一阅，并云陈函颇赞美余。”[16]陈独秀也曾给恽代英写信问刘的学识。刘子通是和陈独秀有书信联系。恽代英在日记中有很多关于刘子通的记载，但对武汉地区早期党员刘伯垂从未提到过。如果刘子通、刘伯垂是两个人，这个问题也就好理解了。有人明确认为是两个人：刘伯垂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湖北党组织成立不久，就发展了赵子健、刘子通入党。[17]从和陈独秀早有联系，入党又早，似乎是一个人。
　　“1917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后，北洋军阀内针对是否随美国对德宣战一事，展开了府(总统府)、院（国务院）勾心斗角的斗争。这场斗争实际是日、德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领导权的一场角逐。”[18]“恽代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了《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三大任务》，对此表述了自己的主张。”[19]4月17日日记有记载：“总统、总理、外交总长处信已寄。……此后，尚拟寄王正廷、蔡孑民(托陈独秀先生转)……”[20]在年底“去燕录”明确记录：4月20日此件用快信寄给陈独秀。说明对陈独秀是十分信任的。同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了恽代英的哲学论文《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这是恽代英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恽代英又把6月20日写的《论信仰》一文寄给《新青年》，很快在7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5号上发表了，并得稿费洋5元。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只发表这两篇文章。
　　他为什么以后没有继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呢？这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同年9月27日：“《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21]恽代英在这里是指《新青年》改良，提倡白话文。恽代英对此有这样的认识：“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22]几年以后，恽代英对五四前《新青年》是这样评价的：“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在武昌做学生……那时候全国一般的思想界都可怜极了，只有《新青年》与其他一二刊物，稍鼓吹一点‘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一鼓吹，对于我便发生了影响；……所以我的思想便首先动摇了。然而那时候仍旧沉沦于旧习惯当中，他们第一便看不惯白话文的文章，第二便不赞成那些‘离先王之道太远了’的主张。” [23]

　　二、 1919年8月末9月初恽代英没有见到过陈独秀
　　1919年开始，尤其五四运动以后，恽代英更加紧阅读《新青年》，并订阅了全年的《新青年》，甚至阅读哪篇文章都做了记录：2月22日，阅《新青年》。3月20日，订《新青年》，全年贰元三角二分。4月24日，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7月4日，阅《新青年》。7月6日，吾阅《新青年》数篇。7月9日，阅《新青年》：《论戏剧改良》。12日，阅《新青年》：《旧思想与团体问题》、《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美国的妇人》。以后不再例举。
　　恽代英在1919年的日记里，多次提到致仲甫的信。“‘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24]2月10日，3次提到写寄仲甫的信，其中有“寄仲甫信，劝其温和”。[25]这似乎是写给陈独秀的，但“劝其温和”，又不像是对长者说的。所以笔者认为，日记里虽然明确写着“仲甫”，似乎不会错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十分可靠。《恽代英日记》“后记”说：“由于日记年代距今已久，原件字很小，有的模糊不清”。[26]在这种情况下误认的字，在所难免。把名字弄错也是可能的。例如把“仲清”误为“仲甫”，后者就成为“陈独秀”了。如果前边的例子说服力不强，我们再看7月21日的日记：“写至仲甫、白华……各一片。”陈独秀6月11日在北京被捕，这是轰动全国的大事，难道恽代英不知道吗？此时写一明信片，是寄往何处呢？9月17日恽代英又有致仲甫信。陈独秀是9月16日下午4时释放的。出狱后也并未获得人身的完全自由。[27]恽代英在陈独秀出狱第二天就给他写信，日记中又没有透露一句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不是写给陈独秀的，这需要进行考证，才能澄清事实。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如果以上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看下面两天的日记：8月30日，星期六，“与聘三、仲甫、育群闲谈。”[28]9月3日“上鹤楼，遇香浦、聘三、卓然、仲甫，徘徊久之。” [29]先看30日的日记，这天是星期六，和三位人士“闲谈”也是正常的。但没记一句闲谈的内容。这显然对恽代英没有多大印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话却不是这样，毛泽东回忆十几年前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30]1919年8月30日陈独秀仍在北京里，不可能到武汉和人“闲谈”，这个“仲甫”有可能是“仲清”之误。9月3日，恽在黄鹤楼又遇见了香浦、聘三、卓然、仲甫，并“徘徊久之”。前几天是“闲谈”，这次是“遇见”。从时间上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从陈独秀当时的威望看，他也不可能排在第四位。所以，这个“仲甫”也有可能仍是“仲清”之误。希望《恽代英日记》再版时，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以免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