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机：谈互动模型的传统治道功能的逻辑与(2)
2014-02-24 01:27
导读：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和治国方略以其价值多元和内容庞杂的特点，不但使昏君、暴君在偏离民生问题时没有遇到多少障碍，就是那些圣君、明主，其实也
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和治国方略以其价值多元和内容庞杂的特点，不但使昏君、暴君在偏离民生问题时没有遇到多少障碍，就是那些圣君、明主，其实也不容易准确把握其精髓，因而他们也有“不怜百姓”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昏君、暴君是他们主动要去做的，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互动中被误导和塑造的，因为“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贞观政要•任贤》）没有人希望政权跨在自己手中。
二
骄奢淫逸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腐败问题，作为危害执政之基的重要方面，历来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传统政治思想对此多有警示，而治国方略中也有禁奢反腐的举措。概括起来，无非是以和教育的方式正其心，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察方式堵其源，以表彰奖励廉洁和重刑惩治贪渎的方式分其流。从周公以殷商“荒腆于酒”为例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无逸》）开始，中国历代的德治思想中就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而“戒奢以俭”也成为帝王修身的必不可少的项目。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体上是相当成熟和高度发达的。对于官吏的贪渎行为，古代也有专门的条文，其制裁是非常严厉的。如《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官吏受贿一尺帛者杖100，受贿15疋者处绞刑。朱元璋甚至发明“剥皮实草”等酷刑以惩贪。按照道理来讲，奢侈腐败在上应该是没有生长空间的。然而，统治者的奢侈腐败又确确实实是封建王朝致乱的原因。一般而言，每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是比较勤俭自律的，而到了兴盛时期，情况就会逐渐逆转，奢纵之风渐起，贪污腐败丛生，以至于愈演愈烈，使所有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机制全部失效。尽管作了各种努力，但奢侈腐败的事实不可消除，势头不可遏制，连最高统治者也百思不得其解。朱元璋就说过：“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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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有疏漏、执法效率差以及官吏俸禄低等固然可以部分解释贪污腐败现象，但不能解释奢侈之风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刮越猛，尤其不能解释为何前廉后腐、前俭后奢，以及奢侈腐败的普遍性与繁荣同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法律制度是越来越完善的，官吏合法收入也是越来越高的。朱由检处死贪婪成性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等人，因“重典绳下”而得到“用法太严”（《明史•刘宗周传》）的评价，其惩治贪官的决心和手段丝毫不亚于乃祖朱元璋，但真正是贪污受贿堵也堵不住，贪官污吏杀也杀不完。奢侈腐败不合法，但在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语境中并非全不“合理”，这就是道德和法律都不能有效遏制奢侈腐败的根源所在。
封建社会的奢侈腐败是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与等级结构的必然产物，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中的等级设计不但是奢侈腐败现象在制度内的强大推动力，而且也是使道德、法律等禁奢反腐手段集体失效的根本原因。在等级架构内，君臣民以及士农之间的划分并不仅仅是政治性质的，而且也是经济性质的。等级制度在理论上支持在上者占有和享受更多的财富，在实践中也努力确保这种优势。或者说，等级社会是绝对不能容忍民比官富，臣比君富现象发生的。抽象地讲，统治者是真诚地反对“奢侈”的，然而只要各种“奢侈”是维护等级地位所必要的，它们就具有了合理性，就立即得到统治者的赞成和接受。等级需要是使“奢侈”由不合理到合理的转换器。所以，当汉高祖看到萧何修筑的未央宫“甚壮丽”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甚怒”，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但当萧何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马上高兴地接受了。（《汉书•高帝纪》）“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的王道政治原则，足以消解任何有关禁奢反腐的条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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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君臣之所以比较勤俭廉洁，除了迫于前朝败亡教训而生发出的自律精神外，也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受到任何经济力量的挑战有关。一方面整个社会是普遍贫困的，所谓“民无盖藏”，另一方面土地分配政策和各种赏赐、各种贡献也足以使帝王和他的庞大的官僚队伍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总而言之，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有保障的，皇帝没有必要盘剥百姓，大多数官吏也没有必要贪赃枉法。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特别是豪强和游离于土地之外的商人的崛起，“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以及“因其富厚，王侯，力过吏势”“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上》）这些破坏等级制度的“逾制”现象，都会刺激君臣作出反应。我们看到，历代政府的抑商、锄强政策出台都以“逾制”为理由。而封建政府在打击豪强、富商的同时，也就将自己推上奢纵的道路，并发展到不以奢侈为奢侈的境地。在合法收入不能维持高人一等的生活时，皇帝如果不加重盘剥，官吏如果不贪污受贿，那就是凤毛麟角的了。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提到“士无廉耻”时，都强调官吏合法收入过低问题，并以高薪养廉为解决办法。其实，在等级观念流行的国度里，只要社会上存在生活富裕的群体，统治者就不会因高薪而守俭安廉，他们总会突破道德和法律的界线，主动去寻求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享受，以确保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双重优势。
社会经济什么时候开始繁荣，奢侈之风就什么时候开始刮起，政治腐败也就什么时候开始盛行，这几乎是中国古代历史铁一般的规律。而导致上述现象的“君君、臣臣”等级架构，又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铁一般的原则，这就是历史的悲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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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一种君主集权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君主一人居权力的顶峰，处权力的核心，当君主意志果真能够全面贯彻时，其一言一行，乃至思虑情绪，都足以影响国家政治。许多帝王对“天下治乱，在予一人”的政治格局是有深刻体认的。所以，、减少和纠正君主在国家治理活动中的失误，就和提倡、增强以及维护君主至高无上地位一样，成为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有鉴于“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贞观政要•求谏》）历代君主在主观上和理论上都不否认让臣民表达政治意愿的重要性，“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并非只是部分兴隆之主特有的政治意识，甚至像隋炀帝那样被后人讥为“恃才矜己”的亡国之君，也不反对“谏”的价值；历代政权在其决策过程中，都大体能够遵循以集议、封驳、谏争等形式，希望实现从制度上保证重大决策正确无误的目的。然而，言路通畅，君臣民关系相对融洽的局面总是短暂的，随着盛世的到来，封建政权的政策最终都走到民众意愿的对立面，忠臣、良臣在政权内难以立足，而谀臣、佞臣、奸臣却逐渐成为政府的主体力量，言路断绝，上下睽隔，这是任何制度设计都遏制不了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