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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_历史学毕业论文

2014-06-02 01:14

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1，颇有值得探研的意蕴。所谓“谶谣”，是1种利用隐晦而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述预言的神秘性谣歌。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至近世太平天国时期，又出现了1个相对性的高潮，甚至影响所及，过后还有人热衷造作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本文即拟对相关情形进行概要的考察解析。 

 

1 

 

这个时期生发的谶谣，是以清方与太平天国对立、争斗的情势为中心题材的。具体看来，内容上起码涉及下述1些典型方面： 

1是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譬如有说当奕詝即位改元咸丰之时，有童谣云：“1人1口起干戈，2主争山打破头（頭）”（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1页。）这显系1联拆字谜式的谶谣。其“谜底”，前1句为“咸”，后1句为“豐”（“争山”的两“丰”与“主”字象形，破“頭”则为“豆”字，合为“豐”），寓意为咸丰年间要出现两主相争的乱势。又有记载说，咸丰初年北京出现“今年不算苦，明年235，城内莲花瓣，城外1片土”的谶谣。有论者分析说：“这反映其时北京人心惶惶，预言大劫将来。”（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又有说，“清道咸间，江宁童谣有‘蝴蝶飞过墙，江南作战场’之语。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战场’。后洪氏都金陵，语悉验。”（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303页。）甚至还有说明朝的黄檗禅师即有预言诗云：“亥逐元讹2卦开，33两两总是哀。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同心佐治运中兴，南北烽烟1扫平。1纪刚周阳1复，寒冰空自惕兢兢。”（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其隐寓清咸丰年间要有从太平军（红巾）到西北回民（白帽）起事的发生，随后则有“同治中兴”之局。更有甚者，署为唐朝袁天罡、李淳风撰，清朝金圣叹注的《推背图》中，竟有“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其“颂”则曰：“太平又见血花飞，5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飞。”或解释说：“此皆言太平朝事，其意至明。曰不薙发，太平蓄发也。曰太平，所立国号也。王杀王，谓诸王相并。洪水滔天，谓天王。苗不秀，梦全非，指太平君臣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虽英明，事终不成也。”（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 

2是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以有关北伐战事者为例，据清方人员记述，咸丰3年5月间“贼未北窜之前”，河南地方上先有童谣云：“长毛贼，有万千，坐南京，心不安，望北京，在眼前，围怀庆，枉徒然，走到济源1阵烟。”所谓“1阵烟”，当寓败意，而当时北伐太平军是在豫境，要继续北进，记述者预言“中秋节前即当应此佳谶”（注：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51页。）。还有清方的记述说：“初贼之北犯也，就善卜也占之。卜者曰：‘此去遇僧而败，遇平而灭。’贼故见僧即杀，不知其应在王（按：指僧格林沁）也。”（注：光绪《畿辅通志》，卷132，《前事略》2。） 

3是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如咸丰10年（1860年）4月间，因常州被太平军占领，清朝方面感到江南形势更加糜烂，当时在湘军首领曾国藩幕下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述说：“先是，有谣曰：‘江南若遇人丁口，江南便是鬼门关。’妖谶如此，亦可异矣。”（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页。）这也是1拆字式的谶谣，所谓“人丁口”，合起来为“何”，隐指两江总督何桂清，当时因清江南大营全溃，其人遁出驻地常州，并且在临行时枪击跪乞留守的绅民，常州要地失守，在清方看来不啻陷入鬼门关。另外，据说早在太平军攻占金陵建都之前，江南即有“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的童谣。有的研究者解释，这也是隐指何桂清的，“何桂清字根云，根不深入泥土，却悬之云中，可比虽为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历来驻节的根本之地南京却在太平天国手中，他只能流寓常州，亦犹丹桂之不栽入泥土，而插入瓶中，皆无根也。无根岂能成事？”（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372页。）再如，有记述当年4川有谣云：“4川土地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按记述者的解释，“硝磺”分别是隐指记名按察史萧（俗写作“肖”）启江和记名道员黄醇熙，“马生角”则隐指骆秉章（说是“角”、“各”音近，“马”、“各”合起来为“骆”），此谣预言在石达开兵临4川清方组织“援剿”时，萧、黄两人皆无功而亡，总督骆秉章“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笔者按：实在同治2年）4月禽（擒）石逆于紫达，蜀乱始平”（注：陈康祺：《郎潜纪闻3笔》，卷2，第22页。）。 

其时谶谣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典型的是所谓“童谣”，即儿童也能诵传扩散者。上面引录的谶谣中即有数则为典型的童谣。再就是谶语、谶诗，其用语比1般童谣可较艰深也更隐晦，上面也都有引录的例子。书面和口传的形式之外，还有碑载谶谣。例如有记述说，当年桂林城外村民曾掘出1碑，其碑文云：“3星日出共照天，有福作主救人善，万人识得禾救饥，手扶日头好上天。”（注：汪堃：《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406页。）另有图谶者，这种形式往往配有谶谣文字，像上引《推背图》中的“谶”、“颂”即对图谶的配文。 

总之，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及其变种，不但数量颇多，而且内容和形式上也皆繁杂多样，不能11备举，上面只是示例而已。 

 

2 

 

那么，为什么当时谶谣能够盛行呢？这自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原因和生发土壤。 

清朝与太平天国双方对垒斗杀，战乱经年，兵连祸结，人心惶恐，社会动荡迷乱，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严重的危机感，越是觉得无法把握时局动向和个人命运，便越要诉诸异己的神秘力量。而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尽管没有过像基督教之于西方国家、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国家那样的维系全民族精神的典型宗教，但所谓“神道设教”的特殊人为宗教基础是深厚的，为统治者所认可的诸多神祇的祭祀更是其礼法中的重要内容。而5花8门的迷信和数术也是源远流长，像天人感应、阴阳5行之说，谶纬预兆、扶乩占卜等术，都曾非常流行。即使有的事项被统治者列在当禁的“邪门歪道”之内，事实上也是禁而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及至太平天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社会心理的需要，神秘文化又得以明显“复兴”。再加上太平天国有关因素的刺激，使之更为变本加厉。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息息相关。起义的组织发动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该教，太平天国正式建立特别是奠都天京有了施政条件之后，更是把拜上帝教作为国教推行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拜上帝教并不真正是基督教，它只是吸收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素材，结合中国民间宗教和巫术，并杂糅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1些成分，形成的1个特别教种。它不但脱不出宗教所必然具有的神秘性，而且比1般宗教的迷信色彩更为浓重。像天父天兄下凡之事，形式上即类同于民间盛行的降僮术。这不但施行于起义之前，而且起义乃至奠都之后在重要军政活动中仍屡屡用之。太平天国的若干重要文献中，甚至包括诏书谕旨，都不乏怪诞的神话素材和谶语之类（具体事例见下文），其神秘性非常突出。这与当时清朝社会也具有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相激相荡，发生“谐振”效应。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条件下，谶谣作为神秘政治文化事物的表现形式之1，与其他各种形式者1同盛行开来。 

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谶谣，其传播和生效离不开有广大信实的受众。在当时浓重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中，不消说普通民众，即使文化素质较高的官绅阶层人员，也难以能够自觉鉴别和排除谶谣信息中的迷信成分。像上面提及的赵烈文，平时就颇为关注和相信谶语谶谣的预兆性，在其日记中即多有记载，业已述及的他对“人丁口”方谶谣灵验的信实，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他对文牍用语之类，都会随时从谶意上去揣摩思虑。如他在咸丰2年102月初1日（时尚未入曾国藩幕）的日记中记曰：“上年浙漕尚未至淮，上下俱各淤浅，不得已仍还故处，改由海道。有司文移俱称‘倒运’，殆为语谶。”（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24页。）可见其人在这方面是多么敏感和疑忌。他经常性地观天象而卜人事。就在方才引述的同则日记里，他即记下：“1月之中，天裂、地震、日食、月蚀、星变，叠示警象，恐非佳兆。”当咸丰10年（1860年）4月间太平军“陷长兴，湖州大警”之际，他在该月109日的日记中记道：“前暮余登潘公桥望西方氛，气色愈恶，即向槐亭（赵之僚友）言，长兴旦夕必有变，槐摇首不信，昨果报警甚急，槐始信余言。”（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4》，《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148页。）可见他非常迷信这类事情。此外，象“阴兵”、“鬼祟”之类不可能真有之事，他也颇为信实地屡屡记入日记之中。在这样1种心态之下，对谶谣的相信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曾国藩这流人物，对谶事亦不乏觉得不可捉摸又不可不信之时。譬如咸丰8年（1858年）4月间，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1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9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9江战役的胜利，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3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颇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3河之挫，6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4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5页。）扶乩判词亦即谶语的1种，曾国藩辈对此尚如此迷惑，何况平民百姓。这反映着当时较为普遍的1种社会心态。对作为更为通俗的谶语形式的1般谶谣，其受众的广大自然更自不待言。 

谶谣有其广大信众，与它的“灵验效应”分不开。谶谣的预言只有在广大受众的心目中觉得多能准确，他们才易于由此及彼地连锁信实。而对谶谣的“灵验”，需要具体分析。就拿关于太平天国的谶谣来说，有些事实上是事后有人附会造作而以事前预言的面貌出现的。如本文中引及的所谓明代黄檗禅师的预言诗，不可能真的在明代就能那样具体兆示以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事情。而《推背图》中关于太平天国的“谶”与“颂”，不可能真的是由唐朝人所撰。据有的研究者考论，宋代前后便有人假托唐人之名写了《推背图》1书，以后又不断经人增补和改造加工，有关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预言”，当为民国时人所伪造（注：参见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5页。）。有关太平天国的“谶”与“颂”，当然也在其内。就谶谣应具有的预言性来说，这种谶谣当然算是“赝品”，但无疑它仍可算是“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的1个类别，在本文的论题范围之内。 

即使真的在某事之前出现而后来证明所谓“应验”的谶谣，其“应验”的情况也各各不1：1是真实应验。因为世事的发展态势和结果的确有其1定的可预测性，前提是根据真实条件进行正确地分析判断，如果是这样的预言而故意借助谶谣的神秘形式表示和传达，那么其“应验”事实上也并不神秘。再是巧合性应验。这种谶谣并不是基于造作者的正确判断，只不过通过神秘方式表示了其某种愿望或猜测，而事局的发展恰巧与之应合。譬如说如果所预言的是属于那种非此即彼性的事局，那么巧合的概率即会有百分之510。还有1种情况更特别需要注意，那就是谶谣的语言形式本身，其表意模糊性很强，弹性幅度很大，所谓“灵验”的附会性解释上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和回旋余地，甚至可以包容相反的义项。譬如上面引及的关于4川的那则“马生角”谶谣，有文词上略异的诸多版本，关于“马生角”的解释多说指骆秉章，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不正确，实意应该是以“马生角”之不可能，来比喻川民太平安乐之不可能，“是（川民）已感到在清朝统治下已不可能改变痛苦的生活，这是对清朝封建统治下的旧秩序感到绝望的1种呼声”（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84页。）。另外，像在广西归顺州地方也有“若要太平年，除非马生角”的谶谣，据说是在吴亚终（吴凌云之子）“为乱”期间，当地人到庙里诵经扶乩而得到“神启”的谶谣，“当时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冯子材来打吴（亚终），才想到原来‘冯’字就是‘马生角’”（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94-395页。）。可见又是另1种附会。再如前边亦曾引及的那联“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谶谣，时人王闿运即认为，是隐指对失守南京负有主要责任并为此而死的清两江总督陆建瀛的（或以“金瓶”与“金陵”谐音？）（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页。）。总的看来，谶谣所具有的隐晦语言形式能够附会的余地确实很大，而接受者特定的心理状态，又自觉不自觉地驱动其尽可能向“灵验”方面去寻求解释，这恐怕该算是谶谣“灵验效应”的最重要的因素。 

 

3 

 

无论如何，谶谣作为传闻的形态之1，是1种特殊的社会信息和舆论，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总是有其1定的造作源，总是体现着造作者的某种愿望，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于此即有10分典型的体现。它们虽然也有些属“中性”者，但大多还是能够从中体察出动机、立场、感情色彩等因素，分辨出属何方造作。事实上各方都能在1定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谶谣作为舆论斗争的武器。 

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期间，洪秀全辈即大力渲染1种“神谶”氛围。有知情的外国人员记述说：“判乱发生以前，已经有若干征兆透露出几分消息。先是民间发生道门，传布1种预言，使广西叛乱带有先知们的预见、并为信徒们所期望的性质，从而赋予这种事变某种威信。纷纷传说本甲子第4108年即1851年初，按照谶记，明朝即当复国……民间对于这件事实是1点也不怀疑的。我们对于这种神谶是屡见不鲜的，它的那些不解的语句，简直与诺斯特拉达姆斯（Nostradamus，法国106世纪预言家）和圣恺撒留斯（St.damus，法国5世纪的1个主教）的咒语如出1辙。”（注：［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补译，徐建竹译：《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这显然是1种有意利用。 

再如像上面引及的那则碑刻谶谣（“3星日出共照天……”）之例，显然更是太平天国方面自觉实施的1种计谋，记述此事的清方人员即判断说，其“词意俚鄙，或即贼党所为”（注：汪堃：《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而那则谶谣，文字上与太平天国文献《10全大吉诗》（即《天父上帝言题皇诏》）中的第1首大同小异，该诗为：“3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3页。）两相比照，可判定为同1诗的“异本”，其隐意皆为洪秀全做主救世。造作类似的谶谣，是太平天国方面的惯术，《10全大吉诗》基本上就是由这类歌谣组成，不妨再举其第2首为例：“人字脚下123，1直不出在中间，玉清不好起歪心，全敬上帝不愁难。”（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3页。）其前两句为“全”字的谜面，即可隐指洪秀全，又可隐指全体皇上帝子女，最后两句寄意都要正心敬上帝。 

不仅《10全大吉诗》，太平天国的诸多文献中“谶味”浓重。不妨再举《太平天日》中的1个例子。其记述的洪秀全“丁酉升天”的场境中，有皇上帝为洪秀全命名唱诗的1个情节：皇上帝对洪秀全说：“尔今名为全，朕唱诗与尔听，尔牢记在心，待后有对验焉。”其诗云：“有个千字少1笔，在尔身尚说话装。有个介字头尚顶，财宝来装就成王。1长1短尔名字，有刀无柄又无光。爷爷生尔是乜名，1横1点不是谎。有个胡须5寸长，弯弯1点在中央。”（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640页。）这分明是故意造作的谶诗之属，并且不是句句都很容易破译其隐意所在。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这种叫人似懂非懂的诗句，大约是为了更显得皇上帝的高深莫测，太平天国后来的文书和洪秀全的著作有不少这种遗风。”（注：苏双碧：《洪秀全传》，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的确，甚至太平天国日常的用字用语，也不乏谶味，如以“山山”隐示“出”字，“禾乃”为“秀”字拆字隐语，还有“3星兄”、“禾王”也隐指洪秀全，诸如此类，这使得清方人士都颇为注意（注：像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即有搜集记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242页。）。 

太平天国的敌对方面也把谶谣作为1种舆论武器来利用，旨在蛊惑人心，丑化、攻击、诅咒乃至迷乱对方。像上面引及的关于太平军北伐战事的那则“长毛贼……1阵烟”的谶谣，即为典型例子。还有那则“遇僧而败，遇平而灭”的谶语，虽是托占卜者之言，但实际上当也是清方人员造作，并且版本不1，流传颇广。如时人张景沂的《7竹山房诗草》卷1《城守纪略》中记述：“该逆（按：指称太平军）北犯时，占之者曰：‘天河难过，遇僧而亡。’天河者，天津、河间也；僧者，僧王也，亦神矣哉！”黄钧宰的《金壶7墨·遁墨》中《北军凯旋》条云：“贼之初起也，投珓佛寺，有‘见僧即止’之谶，至是（按：指其北伐失败）果验。天人合发，固非偶然。”（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55-356页。）版本不1，题材相同。都“预示”所谓“该逆”的北伐必败。 

甚至还有敌对派向东王杨秀清舆中抛投谶谣宣传品的传说：清咸丰6年（1856年）秋间，杨秀清挈随侍女官傅善祥出巡，被冲撞仪仗，搜捕犯者而不得，杨秀清舆中被掷入1小纸片，他展视不能尽识其字和尽解其意。傅善祥阅看后说：“此似诗而实谣……此中有谶语，意似不佳。”杨使诵文，语为：“风倒东园柳（隐杨），花飞片片红（隐洪），莫言橙（隐陈玉成）李（隐李秀成）好，秋老满林（隐金陵）空。”杨秀清知其不祥，不觉勃然大怒，命大索3日，抛掷人终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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