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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_历史学毕业论文

2014-06-02 01:14
导读:历史学论文论文,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_历史学毕业论文论文样本,在线游览或下载,科教论文网海量论文供你参考: 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1,

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1,颇有值得探研的意蕴。所谓“谶谣”,是1种利用隐晦而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述预言的神秘性谣歌。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至近世太平天国时期,又出现了1个相对性的高潮,甚至影响所及,过后还有人热衷造作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本文即拟对相关情形进行概要的考察解析。 

 

 

这个时期生发的谶谣,是以清方与太平天国对立、争斗的情势为中心题材的。具体看来,内容上起码涉及下述1些典型方面: 

1是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譬如有说当奕詝即位改元咸丰之时,有童谣云:“1人1口起干戈,2主争山打破头(頭)”(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1页。)这显系1联拆字谜式的谶谣。其“谜底”,前1句为“咸”,后1句为“豐”(“争山”的两“丰”与“主”字象形,破“頭”则为“豆”字,合为“豐”),寓意为咸丰年间要出现两主相争的乱势。又有记载说,咸丰初年北京出现“今年不算苦,明年235,城内莲花瓣,城外1片土”的谶谣。有论者分析说:“这反映其时北京人心惶惶,预言大劫将来。”(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又有说,“清道咸间,江宁童谣有‘蝴蝶飞过墙,江南作战场’之语。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战场’。后洪氏都金陵,语悉验。”(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303页。)甚至还有说明朝的黄檗禅师即有预言诗云:“亥逐元讹2卦开,33两两总是哀。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同心佐治运中兴,南北烽烟1扫平。1纪刚周阳1复,寒冰空自惕兢兢。”(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其隐寓清咸丰年间要有从太平军(红巾)到西北回民(白帽)起事的发生,随后则有“同治中兴”之局。更有甚者,署为唐朝袁天罡、李淳风撰,清朝金圣叹注的《推背图》中,竟有“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其“颂”则曰:“太平又见血花飞,5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飞。”或解释说:“此皆言太平朝事,其意至明。曰不薙发,太平蓄发也。曰太平,所立国号也。王杀王,谓诸王相并。洪水滔天,谓天王。苗不秀,梦全非,指太君臣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虽英明,事终不成也。”(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 

2是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以有关北伐战事者为例,据清方人员记述,咸丰3年5月间“贼未北窜之前”,河南地方上先有童谣云:“长毛贼,有万千,坐南京,心不安,望北京,在眼前,围怀庆,枉徒然,走到济源1阵烟。”所谓“1阵烟”,当寓败意,而当时北伐太平军是在豫境,要继续北进,记述者预言“中秋节前即当应此佳谶”(注: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51页。)。还有清方的记述说:“初贼之北犯也,就善卜也占之。卜者曰:‘此去遇僧而败,遇平而灭。’贼故见僧即杀,不知其应在王(按:指僧格林沁)也。”(注:光绪《畿辅通志》,卷132,《前事略》2。) 

3是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如咸丰10年(1860年)4月间,因常州被太平军占领,清朝方面感到江南形势更加糜烂,当时在湘军首领曾国藩幕下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述说:“先是,有谣曰:‘江南若遇人丁口,江南便是鬼门关。’妖谶如此,亦可异矣。”(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页。)这也是1拆字式的谶谣,所谓“人丁口”,合起来为“何”,隐指两江总督何桂清,当时因清江南大营全溃,其人遁出驻地常州,并且在临行时枪击跪乞留守的绅民,常州要地失守,在清方看来不啻陷入鬼门关。另外,据说早在太平军攻占金陵建都之前,江南即有“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的童谣。有的研究者解释,这也是隐指何桂清的,“何桂清字根云,根不深入泥土,却悬之云中,可比虽为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历来驻节的根本之地南京却在太平天国手中,他只能流寓常州,亦犹丹桂之不栽入泥土,而插入瓶中,皆无根也。无根岂能成事?”(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372页。)再如,有记述当年4川有谣云:“4川土地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按记述者的解释,“硝磺”分别是隐指记名按察史萧(俗写作“肖”)启江和记名道员黄醇熙,“马生角”则隐指骆秉章(说是“角”、“各”音近,“马”、“各”合起来为“骆”),此谣预言在石达开兵临4川清方组织“援剿”时,萧、黄两人皆无功而亡,总督骆秉章“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笔者按:实在同治2年)4月禽(擒)石逆于紫达,蜀乱始平”(注:陈康祺:《郎潜纪闻3笔》,卷2,第22页。)。 

其时谶谣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典型的是所谓“童谣”,即儿童也能诵传扩散者。上面引录的谶谣中即有数则为典型的童谣。再就是谶语、谶诗,其用语比1般童谣可较艰深也更隐晦,上面也都有引录的例子。书面和口传的形式之外,还有碑载谶谣。例如有记述说,当年桂林城外村民曾掘出1碑,其碑文云:“3星日出共照天,有福作主救人善,万人识得禾救饥,手扶日头好上天。”(注:汪堃:《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406页。)另有图谶者,这种形式往往配有谶谣文字,像上引《推背图》中的“谶”、“颂”即对图谶的配文。 

总之,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及其变种,不但数量颇多,而且内容和形式上也皆繁杂多样,不能11备举,上面只是示例而已。 

 

 

那么,为什么当时谶谣能够盛行呢?这自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原因和生发土壤。 

清朝与太平天国双方对垒斗杀,战乱经年,兵连祸结,人心惶恐,社会动荡迷乱,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严重的危机感,越是觉得无法把握时局动向和个人命运,便越要诉诸异己的神秘力量。而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尽管没有过像基督教之于西方国家、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国家那样的维系全民族精神的典型宗教,但所谓“神道设教”的特殊人为宗教基础是深厚的,为统治者所认可的诸多神祇的祭祀更是其礼法中的重要内容。而5花8门的迷信和数术也是源远流长,像天人感应、阴阳5行之说,谶纬预兆、扶乩占卜等术,都曾非常流行。即使有的事项被统治者列在当禁的“邪门歪道”之内,事实上也是禁而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及至太平天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社会心理的需要,神秘文化又得以明显“复兴”。再加上太平天国有关因素的刺激,使之更为变本加厉。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息息相关。起义的组织发动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该教,太平天国正式建立特别是奠都天京有了施政条件之后,更是把拜上帝教作为国教推行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拜上帝教并不真正是基督教,它只是吸收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素材,结合中国民间宗教和巫术,并杂糅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1些成分,形成的1个特别教种。它不但脱不出宗教所必然具有的神秘性,而且比1般宗教的迷信色彩更为浓重。像天父天兄下凡之事,形式上即类同于民间盛行的降僮术。这不但施行于起义之前,而且起义乃至奠都之后在重要军政活动中仍屡屡用之。太平天国的若干重要文献中,甚至包括诏书谕旨,都不乏怪诞的神话素材和谶语之类(具体事例见下文),其神秘性非常突出。这与当时清朝社会也具有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相激相荡,发生“谐振”效应。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条件下,谶谣作为神秘政治文化事物的表现形式之1,与其他各种形式者1同盛行开来。 

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谶谣,其传播和生效离不开有广大信实的受众。在当时浓重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中,不消说普通民众,即使文化素质较高的官绅阶层人员,也难以能够自觉鉴别和排除谶谣信息中的迷信成分。像上面提及的赵烈文,平时就颇为关注和相信谶语谶谣的预兆性,在其日记中即多有记载,业已述及的他对“人丁口”方谶谣灵验的信实,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他对文牍用语之类,都会随时从谶意上去揣摩思虑。如他在咸丰2年102月初1日(时尚未入曾国藩幕)的日记中记曰:“上年浙漕尚未至淮,上下俱各淤浅,不得已仍还故处,改由海道。有司文移俱称‘倒运’,殆为语谶。”(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24页。)可见其人在这方面是多么敏感和疑忌。他经常性地观天象而卜人事。就在方才引述的同则日记里,他即记下:“1月之中,天裂、地震、日食、月蚀、星变,叠示警象,恐非佳兆。”当咸丰10年(1860年)4月间太平军“陷长兴,湖州大警”之际,他在该月109日的日记中记道:“前暮余登潘公桥望西方氛,气色愈恶,即向槐亭(赵之僚友)言,长兴旦夕必有变,槐摇首不信,昨果报警甚急,槐始信余言。”(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4》,《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148页。)可见他非常迷信这类事情。此外,象“阴兵”、“鬼祟”之类不可能真有之事,他也颇为信实地屡屡记入日记之中。在这样1种心态之下,对谶谣的相信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曾国藩这流人物,对谶事亦不乏觉得不可捉摸又不可不信之时。譬如咸丰8年(1858年)4月间,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1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9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9江战役的胜利,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3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颇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3河之挫,6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4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5页。)扶乩判词亦即谶语的1种,曾国藩辈对此尚如此迷惑,何况平民百姓。这反映着当时较为普遍的1种社会心态。对作为更为通俗的谶语形式的1般谶谣,其受众的广大自然更自不待言。 

谶谣有其广大信众,与它的“灵验效应”分不开。谶谣的预言只有在广大受众的心目中觉得多能准确,他们才易于由此及彼地连锁信实。而对谶谣的“灵验”,需要具体分析。就拿关于太平天国的谶谣来说,有些事实上是事后有人附会造作而以事前预言的面貌出现的。如本文中引及的所谓明代黄檗禅师的预言诗,不可能真的在明代就能那样具体兆示以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事情。而《推背图》中关于太平天国的“谶”与“颂”,不可能真的是由唐朝人所撰。据有的研究者考论,宋代前后便有人假托唐人之名写了《推背图》1书,以后又不断经人增补和改造加工,有关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预言”,当为民国时人所伪造(注:参见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5页。)。有关太平天国的“谶”与“颂”,当然也在其内。就谶谣应具有的预言性来说,这种谶谣当然算是“赝品”,但无疑它仍可算是“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的1个类别,在本文的论题范围之内。 

即使真的在某事之前出现而后来证明所谓“应验”的谶谣,其“应验”的情况也各各不1:1是真实应验。因为世事的发展态势和结果的确有其1定的可预测性,前提是根据真实条件进行正确地分析判断,如果是这样的预言而故意借助谶谣的神秘形式表示和传达,那么其“应验”事实上也并不神秘。再是巧合性应验。这种谶谣并不是基于造作者的正确判断,只不过通过神秘方式表示了其某种愿望或猜测,而事局的发展恰巧与之应合。譬如说如果所预言的是属于那种非此即彼性的事局,那么巧合的概率即会有百分之510。还有1种情况更特别需要注意,那就是谶谣的语言形式本身,其表意模糊性很强,弹性幅度很大,所谓“灵验”的附会性解释上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和回旋余地,甚至可以包容相反的义项。譬如上面引及的关于4川的那则“马生角”谶谣,有文词上略异的诸多版本,关于“马生角”的解释多说指骆秉章,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不正确,实意应该是以“马生角”之不可能,来比喻川民太平安乐之不可能,“是(川民)已感到在清朝统治下已不可能改变痛苦的生活,这是对清朝封建统治下的旧秩序感到绝望的1种呼声”(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84页。)。另外,像在广西归顺州地方也有“若要太平年,除非马生角”的谶谣,据说是在吴亚终(吴凌云之子)“为乱”期间,当地人到庙里诵经扶乩而得到“神启”的谶谣,“当时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冯子材来打吴(亚终),才想到原来‘冯’字就是‘马生角’”(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94-395页。)。可见又是另1种附会。再如前边亦曾引及的那联“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谶谣,时人王闿运即认为,是隐指对失守南京负有主要责任并为此而死的清两江总督陆建瀛的(或以“金瓶”与“金陵”谐音?)(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页。)。总的看来,谶谣所具有的隐晦语言形式能够附会的余地确实很大,而接受者特定的心理状态,又自觉不自觉地驱动其尽可能向“灵验”方面去寻求解释,这恐怕该算是谶谣“灵验效应”的最重要的因素。 

 

 

无论如何,谶谣作为传闻的形态之1,是1种特殊的社会信息和舆论,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总是有其1定的造作源,总是体现着造作者的某种愿望,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于此即有10分典型的体现。它们虽然也有些属“中性”者,但大多还是能够从中体察出动机、立场、感情色彩等因素,分辨出属何方造作。事实上各方都能在1定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谶谣作为舆论斗争的武器。 

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期间,洪秀全辈即大力渲染1种“神谶”氛围。有知情的外国人员记述说:“判乱发生以前,已经有若干征兆透露出几分消息。先是民间发生道门,传布1种预言,使广西叛乱带有先知们的预见、并为信徒们所期望的性质,从而赋予这种事变某种威信。纷纷传说本甲子第4108年即1851年初,按照谶记,明朝即当复国……民间对于这件事实是1点也不怀疑的。我们对于这种神谶是屡见不鲜的,它的那些不解的语句,简直与诺斯特拉达姆斯(Nostradamus,法国106世纪预言家)和圣恺撒留斯(St.damus,法国5世纪的1个主教)的咒语如出1辙。”(注:[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补译,徐建竹译:《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这显然是1种有意利用。 

再如像上面引及的那则碑刻谶谣(“3星日出共照天……”)之例,显然更是太平天国方面自觉实施的1种计谋,记述此事的清方人员即判断说,其“词意俚鄙,或即贼党所为”(注:汪堃:《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而那则谶谣,文字上与太平天国文献《10全大吉诗》(即《天父上帝言题皇诏》)中的第1首大同小异,该诗为:“3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3页。)两相比照,可判定为同1诗的“异本”,其隐意皆为洪秀全做主救世。造作类似的谶谣,是太平天国方面的惯术,《10全大吉诗》基本上就是由这类歌谣组成,不妨再举其第2首为例:“人字脚下123,1直不出在中间,玉清不好起歪心,全敬上帝不愁难。”(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3页。)其前两句为“全”字的谜面,即可隐指洪秀全,又可隐指全体皇上帝子女,最后两句寄意都要正心敬上帝。 

不仅《10全大吉诗》,太平天国的诸多文献中“谶味”浓重。不妨再举《太平天日》中的1个例子。其记述的洪秀全“丁酉升天”的场境中,有皇上帝为洪秀全命名唱诗的1个情节:皇上帝对洪秀全说:“尔今名为全,朕唱诗与尔听,尔牢记在心,待后有对验焉。”其诗云:“有个千字少1笔,在尔身尚说话装。有个介字头尚顶,财宝来装就成王。1长1短尔名字,有刀无柄又无光。爷爷生尔是乜名,1横1点不是谎。有个胡须5寸长,弯弯1点在中央。”(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640页。)这分明是故意造作的谶诗之属,并且不是句句都很容易破译其隐意所在。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这种叫人似懂非懂的诗句,大约是为了更显得皇上帝的高深莫测,太平天国后来的文书和洪秀全的著作有不少这种遗风。”(注:苏双碧:《洪秀全传》,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的确,甚至太平天国日常的用字用语,也不乏谶味,如以“山山”隐示“出”字,“禾乃”为“秀”字拆字隐语,还有“3星兄”、“禾王”也隐指洪秀全,诸如此类,这使得清方人士都颇为注意(注:像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即有搜集记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242页。)。 

太平天国的敌对方面也把谶谣作为1种舆论武器来利用,旨在蛊惑人心,丑化、攻击、诅咒乃至迷乱对方。像上面引及的关于太平军北伐战事的那则“长毛贼……1阵烟”的谶谣,即为典型例子。还有那则“遇僧而败,遇平而灭”的谶语,虽是托占卜者之言,但实际上当也是清方人员造作,并且版本不1,流传颇广。如时人张景沂的《7竹山房诗草》卷1《城守纪略》中记述:“该逆(按:指称太平军)北犯时,占之者曰:‘天河难过,遇僧而亡。’天河者,天津、河间也;僧者,僧王也,亦神矣哉!”黄钧宰的《金壶7墨·遁墨》中《北军凯旋》条云:“贼之初起也,投珓佛寺,有‘见僧即止’之谶,至是(按:指其北伐失败)果验。天人合发,固非偶然。”(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55-356页。)版本不1,题材相同。都“预示”所谓“该逆”的北伐必败。 

甚至还有敌对派向东王杨秀清舆中抛投谶谣宣传品的传说:清咸丰6年(1856年)秋间,杨秀清挈随侍女官傅善祥出巡,被冲撞仪仗,搜捕犯者而不得,杨秀清舆中被掷入1小纸片,他展视不能尽识其字和尽解其意。傅善祥阅看后说:“此似诗而实谣……此中有谶语,意似不佳。”杨使诵文,语为:“风倒东园柳(隐杨),花飞片片红(隐洪),莫言橙(隐陈玉成)李(隐李秀成)好,秋老满林(隐金陵)空。”杨秀清知其不祥,不觉勃然大怒,命大索3日,抛掷人终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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