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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下层社会秘密教门盛极1时。自元末白莲教形成以来，这些秘密宗教结社组织不断衍生演化，辗转相传，名目繁多。秘密教门往往以“强身”、“求福”、“避劫”为辞，教人礼拜念经，打坐运气，而教主与骨干则多借此“烧香惑众”，敛财渔色，以至发展到策划武装暴动，对正常统治秩序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多以“邪教”名之，称其“最为风俗人心之害”。按清初思想家颜元的说法，是“世间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门，焚香聚众”，“种种异名，旋禁旋出”，以致“上廑国家之忧，下坑小民之命”。[1]嘉庆时有人则将秘密教门与“悖逆”相等同，说是“邪教特借烧香念佛，以聚众敛财，其初志即怀不轨，观其所传经文灵文，大抵悖逆之词，徒党渐多，则必乘机起事。故自汉以来，若张角、韩山童、徐鸿儒等，未有不反者也”[2]。鉴于此，清朝历代统治者均严定律例，屡申禁令，意欲“净绝根株”，以免“养痈遗患”。在惩治秘密教门的过程中，清代自大臣、地方督抚，以至州县官员、乡地保甲，都被动员起来，正如清末宗室祥亨所说，希冀“苦口婆心，时时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1邑如是，天下亦如是；1日如是，百年亦如是”[3]。他们在其中各有职责，起着不同的作用。本文专就清代地方保甲与惩治教门的关系作1初步探讨。
（1）
保甲制度是清代控制基层乡村社会的1项基本制度，由前代及清初实行的里甲制逐渐演变而来。明代里甲以完成封建赋役征收任务为主，兼及社会治安，故里甲长多由丁多粮足者轮值，又称“里甲正役”。清初战事稍定，为稳定和维持国家运转的所需要的赋税来源，顺治102年谕令“各布政使严饬该道府，责令州县，查照旧册，著落里甲，逐1清厘”[4]，开始恢复明代的里甲制度。然而，随着康雍时期赋役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康熙5101年公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初年完成“摊丁入地”后，里甲制的赋税功能越来越弱化，而自明代以来固有的弊端却日益显现。清政府遂决定将里甲组织的赋役与治安两项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开始推行以治安为主旨的保甲之制，将人丁与地亩分离，逐步完成了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5]康熙4107年，“部臣议奏，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乃议行保甲之法：“1州1县，城关各若干户，4乡村落各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1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10户立1牌头，10牌立1甲长，10甲立1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6]基本奠定了有清1代保甲制度的基础。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推行和乾隆2102年的大规模厘整，保甲制度逐步成熟，不仅行于内陆腹地，而且渐及边疆地区。[7]
清代保甲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地方治安，有时也兼及赋税钱粮等杂役。《清朝文献通考》中说：“地方1役最重，凡1州县分地若干，1地方管村若干，其管内税粮完欠、田宅争辩、词讼曲直、盗贼生发、命案审理，1切皆与有责。遇有差役所需器物，责令催办；所有人夫，责令摄管。……乡约、里长、甲长、保长，各省责成轻重不同，凡在民之役，大略如此。”[8]戴炎辉在《清代台湾之乡治》认为，清代保甲长实质上成了“在官人役”，起着驻乡差役和连接县衙皂快壮班的作用。对于编查保甲的主要目的，清代官方也在文告中言之凿凿，屡称编联保甲即为“弭盗安良”、“以靖地方”。康熙4107年明确诏令，编查保甲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乡村百姓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控制，保甲长对他们有责“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而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客店亦立籍稽查，寺庙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乾隆2102年，乾隆帝对保甲又大加整饬，严令实行，“每户由该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丁男名数，出注所往，入稽所来，有不遵照编挂者治罪”，保甲长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切实协助地方治安事务，如查报盗窃、“邪教”、赌博、窝逃等项，“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9]。
保甲制成为清代地方专职治安的准政权组织，是长期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强调乡治，因为以“天下之治始乎县”[10]的知县1职而言，往往事多政繁，“掌1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11]。而实际上，县官及其佐贰数人不可能对广大辖区内的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的直接控制，往往得借助乡绅、宗族、保甲等势力才能顺利完成纷繁的赋役、文教、治安、诉讼诸事。自秦代商鞅行什伍之法以来，乡治1直受到朝廷和各级官吏的重视，元明以后更为强调其维持治安的功能。元代行于北方的里社制，已偏重治安。明代中后期，正是鉴于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的现实，地方官员如王阳明等才极力于里甲之外另外推行保甲，以专职稽查奸宄，维持秩序。清代入主中原后，在强化社会治安、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需要更为迫切。在清初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为镇压反抗势力和稳定社会秩序，曾推行了1段时间的“总甲法”[12]。隶属于兵部的“总甲法”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弭盗安民，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其实也在起着类似保甲的作用。但这1历史进程，直到清代稳固并完成赋役制度改革后，才最终顺理成章地浮出水面。此后保甲（有的地方虽仍以里甲、总甲等称之，但就其职责而言已成保甲）遂成为清代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监督、惩治包括秘密教门在内的所有“奸宄”行为，成为保甲的主要职责。
（2）
封建统治者试图利用基层组织来防治“妖言邪术”，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元至元2108年（1291）颁行的“至元新格”里规定，身处基层的社长，对各类 “妖言妖行”负有“诫谕”、监督之责，“诸假托灵异、妄造妖言、佯修善事、夜聚明散，并凡官司已行禁治事理，社长每季须1诫谕，使民知恐，毋陷刑宪”[13]。大德5年（1301），元廷又以段丑厮“妄造妖言，扇惑人众”1事，训饬地方各官排门粉壁晓谕：“仍令社长、里正、主首各处官司、肃政廉访司常加体察，毋致愚民冒触刑宪。”[14]及至明代，开
清承明制，地方保甲在查禁秘密教门方面的责任，以律例而言完全抄袭了明代上述律文，同时又做了进1步细化。清代规定，对所辖地方诸如盗窃、“邪教”、赌博等违法之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牌头、甲长、保正都要及时查报，如有玩庇要负连累之责。[17]由于清代“邪教”问题突出，查拿秘密教门1直是清代保甲的1项重要任务。在现存的巴县档案内，有多条签充保长（或客长、场长）的执照，其中都有要求其稽查“邪教”的内容。如乾隆3103年（1768）给保长陈朝林等的执照称：“仍不时稽查啯噜匪类、赌博娼妓、邪教端公、私宰私铸，以及外来面生可疑之人，许尔密禀，本县以凭究治。倘敢受贿容隐，查出1并重究。”[18]这在嘉道年间更为明显。据叶佩荪所言，“夫地方大害莫甚于邪教，大约在乡村僻远之地结会烧香，妄言灾福，敛钱聚众，煽惑愚民，遂至远近效尤，所关非细”，亟须“专责牌甲邻佑”以“禁奸”[19]。故天理教事件后，4川巴县在牌示中说：“兹查巴县地方辽阔，良莠不齐，稽查难周，诚恐左道异端西洋、白莲、红阳、8卦等教，以及啯匪、盗贼、流痞、棍徒混入其间，窝娼、窝赌、逃凶、逃遣、私铸、私贩、邪教、书符、赌具，种种恶习，实为地方之害。若非编联保甲，严密稽查，洵为戢匪安民良法？”[20]显然，查拿“邪教”成为此时编查保甲最紧要的急务。
在清代君臣看来，保甲无疑是惩治“邪教”的法宝，在教门案发后所谓“严查户口”，其意即在“以诘奸邪”[21]。因为保甲深入到每村每户，强制要求人人互相监督，则“民间户口生计，人类良莠，平时举可周知，惰游匪类，自无所容，外来奸宄，更无从托迹”[22]，尤利于查处防范带有秘密色彩的“邪教”问题。所以河南巡抚田文镜在雍正5年提议“令各属明借查点保甲，而暗则察访邪教，则其人平时作何生理，与何等人来往，家中有无别项举动，乡保邻佑当无不知。从此稽查，或可根究”[23]。而直隶总督周元理在乾隆3109年更上奏指出，只要大力推行保甲之法，互相稽查， “则邪教不禁而自绝”[24]。对此，乾隆皇帝1针见血地指出：“清查保甲，原系弭盗诘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25]嘉庆帝后来降旨申谕各级官吏：“嗣后各直省州县官到任后，先周历村庄，稽查保甲，将境内有无邪教申报该管上司。如访有萌蘖，立即查拿究办，毋稍玩泄。”[26]稽查保甲以查究“邪教”成了为官伊始的首要大事。乾嘉之际，以编查保甲来惩治“邪教”更成常用之法，如浙江平湖知县王凤生因其在任1年内以保甲查办“邪教”，屡有奇效，“自是4境肃然，未尝佥1差出1票以扰吾民，是则保甲之为功不浅也”[27]，因而他盛称保甲“既本于古，尤宜于今，实为整顿地方，提纲挈领之要务”[28]。道光时的黄育楩进1步指出，保甲“固不仅为禁邪计，而禁邪之要道备于斯矣”，以致他总结性地断言“严禁邪教，莫善于保甲”[29]。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清政府每欲对“邪教”加以惩治，尤其在影响较大的“邪教”案发之后，要求严查保甲以禁“邪教”的呼声总是不绝于朝，几成惯例。康熙5106年，河南爆发“白莲教”案，山东巡抚李树德上奏善后之法，称“其余无知愚民，奴才檄行各属严查保甲，仍令不时开诚晓谕，使其改邪归正，各安生业”[30]。雍正朝，清代开始主动查禁“邪教”，候选知县于存轼即上奏建议：“以小民之听信妖言，责之推行保甲，请饬下各省督抚详酌法制，定例通行。”[31]雍正102年，江西按察使凌燽提出加大对乡保失察“邪教”的处分，以督促其实力奉行，“地方官严加查禁于未犯之先，责成乡保，为防微杜渐之计，庶愚民不致阴为煽惑”[32]。他在江西查禁罗教时，在“传示”中1再声称，凡查出私习罗教者，“不行首报之邻佑总甲人等，均照律杖1百”。在“再禁斋教惑众”告示中又说：“自示之后，如仍有设斋立教诱惑愚民，及愚妄之徒归教崇奉者，该保地立即密禀地方官严拿，按法律治。保地徇隐，1并连坐。”[33]乾隆101年，云南大乘教案发，御史马璟上奏请饬令当地严行保甲，户部随之议准：“行令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现行保甲门牌册籍，实力稽查，其有倡为邪说，敛钱作会，以及来往无定、行踪可疑之辈，乡保不得徇隐，地方官立时查究。”[34]乾隆3109年山东王伦以清水教起事，直隶总督周元理上奏请行保甲，乾隆对其议高度赞赏，命令他在直隶立即施行，将辖区内属员的政绩、升迁与奉行保甲、纠查“邪教”是否有效直接挂钩。随即，乾隆又令廷臣“将周元理原摺抄寄各省督抚，令其严饬所属1体切实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嘉庆5年正月，鉴于乾隆末年以来的教门起事已糜烂5省，刚掌柄不久的嘉庆即特下谕旨，称“向来保甲1法，原系比闾族党之遗制，稽查奸宄，肃清盗源，实为整顿地方良法”，其法在于简而易遵，切而可久，地方官因公下乡或审理词讼时应“随意详诘”[35]。随后他又多次下令，认为对保甲1事，“务须饬属实力举行”。尤其是嘉庆108年天理教事件之后，嘉庆以蒙“汉唐宋明未有”之羞，决心加强对“邪教”的惩治。他下令各臣工条奏保甲之法，以便择优采用推行。时有鸿胪寺少卿叶绍楏将其父叶佩荪生前所拟《保甲事宜稿》进呈，嘉庆以为简要易行，命在全国推行，各省发1册翻刻刷印，州县“1体效照办理”。此后嘉庆连续多次下谕，要地方官员实力执行保甲，1体严查，仅止习教的责令具结改悔，形迹诡异的匪徒拿获后重加惩罚，“俾闾阎永臻宁谧”。在其多次严促之下，京畿包括京城内外对保甲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编查，时间持续数年之久，影响较大。[36]
（3）
如何以保甲对“邪教”进行有效查禁，除了通行的原则外，地方官员又各有1些具体招数。如雍正101年，凌燽在江西查禁罗教时，曾将《大清律》中的相关律条与奉宪查禁的缘由刊刷简明告示，贴在高脚木牌之上，每里给牌1面，要求地方保甲肩扛木牌挨家挨户传谕，遍及穷乡僻壤与棚民聚集之处。之后即将牌示永久立于保长之家，如有破损，保长即报告官府重新换发。以此让保甲之内的百姓随时都能触目警心，逐渐“改邪从善”。后来，凌燽又责令保甲注重稽查外来异言异服及庵堂寺院歇店来历不明之人，并具报所属地方有无经堂，协助官府收缴各种“邪经”，要求做到“邪经务尽收缴，经堂务尽查毁”。他规定，以3个月为期限，保甲须得向官府具结，如果结报之后，仍然发现教门案件，保甲实行连坐。[37]
随着乾嘉时期“邪教”问题的突出，以保甲查“邪教”的办法逐渐细密。前述叶佩荪所拟的《保甲事宜稿》，号称“简而易遵”，但其内容已具体分为“缮造之法”、“牌册之式”、“循环之法”、“稽查之法”、“禁奸之法”、“劝善之法”6大款。天理教事件之后，嘉庆帝也亲自详示，对“客籍寄居之人”与“素有习教之家”要重点查稽，“密加访诘”[38]。后来他又以保甲责成不专，恐里长甲长对教门“不免有容隐之弊”，令各地施行时取具连名互保甘结。[39]嘉庆109年10月，4川巴县编查保甲时，牌示要求“牌头日则互相稽查，夜则轮值支更，梭织巡查，务使前项匪徒、贼盗、流痞等类，夫（无）从溷迹，倘有1家窝匿容隐，9家连坐，决不宽贷”。并将上述牌示悬于牌头门首，使牌内之人能耳闻目睹。每保填写循环册簿2本，1本存县以备查验，1本由保正保管，随时添注，每年呈明更换1次。[40]
到道光朝之后，编查方法更趋完备。如有的居民怕受教门连累，“各牌众不敢与之同牌，或不屑与之为伍”，4川巴县知县刘衡遂于《巴县编联保甲章程》里声明，“保甲正为此辈而设，倘不编联，使成漏户，彼反置身事外，恃无稽查，肆无忌惮，又安用保甲也？”他“作主”强令1体编入，但于册上加盖“自新”戳记2字以示区别，1两年内能改过者准予清除。[41]道光103年（1833）正月，巴县在编查保甲时也重申，作贼为匪、窝娼窝盗、习过教门的人家，更应编入牌内，“使其恶迹昭著，则匪类自难隐藏”。这些人将于牌册内注明，附于牌末，上书“改过自新”4字，若3年内不再犯事，消除标记，此后1视同仁办理。[42]后来黄育楩所设计的保甲“禁邪”办法则更是苛严细密。在他看来，不仅牌内10家之人负有连带责任，“邪教”犯案连坐9家，而且甲内10牌也要连环互结，如第1牌所具的甘结内必须载明：“身等互保同牌，即公保第2牌，并无习教传徒，敛钱惑众，并窝贼行窃，招娼聚赌等弊，嗣后若或查出，身等情愿连坐。”如此第1牌公保第2牌，第2牌公保第3牌，直至最后“循环1周，无错无漏。民必各顾身家，互相劝戒，则邪教等弊自必顿息矣。”同时，他又令同牌之耆老、乡长、地方具结，“管1村者保1村，管数村者保数村”，书役、僧道、发遣释回案犯、犯案妇女等，也得具结担保1到数村。最后，“又造城关4乡村庄户口总册、城关连环互结总册、4乡连环互结总册、乡地保所管村庄甘结总册、书役保本村甘结总册、释回改悔教犯保5村甘结总册、犯妇保本村甘结总册、各庙僧道保查外来僧道暨庙内并无邪神甘结总册，1并具文详呈各宪存案备查”。对这套繁琐之极的办法，黄育楩尚以1言蔽之，说是：“清保甲以禁邪教，立法不可不严也”，[43]只是现已无从得知他如何去落实。
（4）
正如嘉庆帝在直隶总督那彦成所奏欲严保甲的折子上所说：“如果地方人人奋勉，治1县如1里，治1府如1县，推而至于各直省，则烛照数计，奸徒将何所托足？”[44]若地方官吏都能按照要求实力编查，常行不懈，对访查“邪教”应该是有1定效果的，嘉庆108年之后的数年间由编查保甲而致“邪教”案迭出即是明证。嘉庆210年，河南归德府柘城查获王印“红阳会”案[45]，浙江平湖知县王凤生在任1年内“查办邪教310余犯，从而改教者6百余人”[46]，嘉庆210至2102年之间，陕西、山西等地访获圆顿教案件多起，[47]都与各地遵旨赴乡清查保甲密切相关。道光3年，山东历城知县傅士奎亦因“赴乡编查保甲”，“查至北乡，访得郑家马头3官庙道人孙大凤等传教惑众，当即驰赴查拿”，由此破获涉及到历城、章邱两县共计115名教徒的1炷香大案。[48]然而，这只是事情的1个方面。事实上，清代档案中真正由保甲自下向上首告而致“邪教”案发的并不多见。前述嘉庆108年后的多起“邪教”案发，基本上是由州县官下到基层编查保甲时才访获的。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保甲与邻佑对首告“邪教”多持消极态度，甚至有的已与“邪教”沆瀣1气。嘉庆108年京畿林清天理教起事前夕，卢沟桥司管河巡检陈绍荣下乡巡查时见乡民“神色慌张”，“即票传各村庄地保”前来询问。当时差役已密报宋家庄谣传“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等“大逆不道”之语，但两日后该庄地保宋进荣才到。而且据陈绍荣后来叙述，宋进荣虽经“严讯”，“该地保1字不吐。我再4究诘，两次掌责10下，始据供吐林清聚众。诘以所聚何人，犹复含糊文饰。我又用刑吓，据供陈老等78人”[49]。而其实宋家庄1直是林清的核心基地，有教徒1百多人，如刘呈祥、支进财、董帼太、董伯旺等都是教内有名的骨干，活动频繁。[50]显然，地保宋进荣对林清的教门活动应有所掌握，但他不仅没有“出首”，反而极力掩饰包庇。这种情况，在清代或许有1定的代表性。如在嘉庆108年之后为严禁“邪教”而大张旗鼓的编查活动中，号为“邪教甚多”的山东兖州、曹州、沂州3府，据说也是“地方官严查保甲，其乡保邻约（佑），或系同党，或惧攀诬，往往不肯举发”[51]。
在“邪教渊薮”的重灾区犹是如此，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1是在人烟稀少的僻边之地和深山老林，保甲所辖地域宽广，难以有效管束，“保正保甲相距恒数里数10里，讵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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