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_历史学毕

晚清时期][1]北京社会风尚与东南沿海地区大致相仿，呈现新旧杂陈、斑驳陆离的局面。但，风尚中趋新的出现较之东南沿海明显滞后，这既与西方生活方式在北京产生影响的时间略晚相关，也与它是满民族的聚居地、旧王朝的政治中心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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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代的北京主要流行新旧两种社会风尚。其旧，是在传统风尚框架内，或日趋浮华奢靡或维持淳朴风貌。其新，则指在西方文化的传播影响之下渐次发生的变化，随时间推移，渐成社会风尚的主流。本文重点论述变化的部分。兹分述如下：

其1、日趋浮华奢靡的趋向。

晚清北京风尚日趋“浇漓”，它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相对提高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积淀的反礼法趋势的继承与发展。

嘉道以后，从公卿到部院大臣，无不“鲜衣怒马，华奢相高，舞女歌儿，奢淫相尚”。[2]各路豪门无不“竞尚奢靡”，“酒席宴会，转胜往时”。魏源《都中吟》道：“缠头金帛如云堆，人海缁尘无处浣；聊凭歌舞恣消遣，始笑西湖风月游”。第2次鸦片战争期间，因避战乱各商铺纷纷歇业，而“饭庄戏园依然逐日常开，嬉游佚乐之徒，犹是满堂满室”，议和之后更“仍复恬嬉”。[3]奢侈享乐需要大量金钱支持，所以，浮华奢靡的背后是争利贪冒，贿赂公行，致使官吏操守常不能自持。以至“都下无1事不以利成”。[4]庚子前后承袭爵位的那彦图府邸辉煌自不待言，光是王爷1人冬天穿的、在清代被视为最珍贵的貂皮外褂就有53件之多。全家人不到30口，而雇佣的管家、听差、女仆、使女、马夫超过300人。打杂帮厨的不算，光高级厨师就有8个。那府仅吸食鸦片1项，每年费银12000元。而他的收入即使按王爷食双俸的最高标准也年仅4000两白银、俸米2000担。其它均来自地租、房租以及用不正当手段从各衙门贪污而来的钱。[5]

浮华奢靡影响世风士气。京城官场人浮于事，士风疲玩。“遇有交议并不集会，1任主稿衙门委之于司员书吏”，“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而已。[6]据说李慈铭捐官后在户部任主事20年，基本不入衙署办事，终日“争事冶游”，“酒罏对集，灯宴无虚”。即使耐住寂寞、守住气节、“性耽风雅”者，也“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7]当是时，京城文恬武嬉，官吏士大夫诗酒征逐为时尚。林则徐在给朋友信中说：“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8]“咸、同之际，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徵歌为乐”。[9]风气使然，京师“人士习染奢侈浮薄，深入骨髓”。[10]

越至晚近，上流社会各阶层愈风骨披靡。有人作“10字令”道：“1曰红，2曰圆融，3曰路路通，4曰认识古董，5曰不怕大亏空，6曰围墙马钓中中，7曰梨园子弟殷勤奉，8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9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10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11]所谓围墙马钓，即各种赌博游戏。其中以清末被称作“亡国奴戏”麻将为最。本来，麻将“起自宁波沿海1带，后渐染于各省，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湎于此”。[12]“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所以，胡思敬议论士大夫玩好时曾说：“其4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幰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13]这些情况说明好麻雀牌已经成为官场与民间流行的1种风气。

以嗜利玩好为日常行事，造就了晚清京城追求奢华享乐的社会风尚。时人评论道：“数年来都门所见隶卒倡优之徒，服饰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守”。[14]

其2，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趋新。

晚清北京虽不像东南开埠城市那样受欧风美雨的强烈熏染，但是，各种涉外活动依然对世俗民风产生了1定影响，并逐渐促成趋新的社会风尚。而且，趋新还往往伴随崇洋的意味。越到晚近，趋新之风尚影响越大。

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赫德成了清政府国际事务方面的得力顾问。他曾说：“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1词的方向前进”。[15]赫德的影响作用不仅在于推动清政府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而且还在于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改变。譬如经他举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治下，同文馆的译书活动成为定制，所译书籍自行印刷，免费发送各级官员。这些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各国法律、政治经济、世界历史等。[16]西书带来的思想观念变化显而易见。以荫生先后在工部、邮传部、大理院任主事、员外郎的孙宝瑄，甲午前后所读书目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应该是这种影响的证明。此前孙宝瑄主要读古书，如《左传》、《明记》、《明史》、《月赋》、《北山移文》、《游仙诗》等，[17]甲午之后，所读书籍不仅包括时务，而且还包括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书籍。自1894年末开始，他日记所记之书多数变成了《危言》、《西事类编》、《时务报》、《日本外史》、《万国公报》、《心灵学》、《万国近政考略》、《几何原本》、《交涉公法论》、《天演论》等，都是那个时代关注时事的知识分子爱读的新书。受西学影响，晚清中央各衙署大小司员今日谈铁路，明日论学堂，宪政、公法、权限等新名词腾于众人之口，以至于“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几等口头禅”。[18]

风尚与社会心理常互为因果。当人们为着某种目的接受1种新的风气时，总会引起部分人心理的变化，而此种心理反过来又会影响更多的人响应这种风气，恰如梁启超所说其始势甚微，“几莫之觉”，继而涨、涨、涨，形成潮流，“人鲜敢婴之”。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潮流就是社会风尚。1部分风尚因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向相挈合，上下呼应，1时间声势浩大，各阶层纷起响应，晚清“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工，好名法者言新律……”，[19]遂成浩荡潮流，带动社会全体同趋1致。晚清政治改革、体制变革以及新思想、新风尚彼此激荡，形成社会趋新的潮流，极大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社会变迁的速度、深度、广度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在晚清这股社会大潮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更是首当其冲。

社会风尚的变迁之于思想家如此，之于民众则是另1番景象。

普通民众的趋新常以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为特征。其影响常常来自西方衣食器物，变化发生在潜移默化之间。日常用语里带“洋”字的物品越来越多，诸如“洋布”、“洋火”、“洋铁壶”、“洋烟卷儿”、“洋取灯儿”，莫不带洋，以洋为尚。

衣食住行是社会风尚的物质载体，它的变化1定程度反映着风尚的转移。庚子前后，京城“外贸风行，土布渐归淘汰，布商之兼营洋布者10有89”。[20]不仅服装质地洋化，而且服装的裁剪款式也趋洋趋新。光绪年间，京城出现了专门剪裁西式服装的“洋裁缝”。同光之间，受上海服饰之风熏染流行紧身合体的风格，民谚称之为“狭袖蜂腰学楚宫”，而这种风格的源头恰是西式服装。街头巷尾茶食铺中的纸烟、“荷兰水”（机制汽水）、罐头糖果也让人在细微之处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变化。留意风俗的人发现，“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21]“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喝酒也从原来“首推柳泉居的黄酒，今则非3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近在京畿的天津由于商业贸易饮食相对繁华，常常吸引京师的达官贵人，“群趋于津埠，呼庐喝雉，任意挥霍”，“每当夕阳西下，车马盈门，笙歌达旦”。[22]

在中国文化中，餐饮除休闲娱乐的基本功能外还常常是应酬、社交甚至交易谈判的1种方式。庚子之后，西式餐饮在北京出现并逐渐流行开来。这1时期的报纸（如《大公报》），经常刊登西餐馆开张的广告，用环境幽雅、侍侯周到、各种西餐大菜和0点小吃可口方便招徕顾客。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6国饭店”。[23]以至“文化未进步，而奢侈则日起有功”，“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6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24]

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大的还包括出行方式。庚子前后，外来人力车和西式马车逐渐取代原有的独轮小车和牛马之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报纸称：“人力车勃兴，无业者俱购12辆出赁”，盈街塞路，大有垄断交通之势。[25]清末，汽车也开始进入北京，由于价格昂贵，能够消费者只有王公贵族。晚清时期，京师建筑虽不象上海和其它通商口岸发生明显变化（除使馆区集中了1批洋楼和几座哥特式教堂外），但达官贵人竞相攀比布置西式家居。前举那王府便以进口沙发、钢琴和西式家具布置了1间完全洋派的会客厅。

衣食住行的崇洋趋新虽然只是风尚变化的外在形式，然而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心态却产生不小的影响。据报道，晚清时期“商人以售外货为荣，买客以购外货为乐”，“见为外货则趋之若骛，见为土货则弃之若遗”。[26]扣除外国商品倾销的因素，崇洋心态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清北京同全国1样弥漫着崇洋风气。洋货用多了，民间百姓自然而然形成机器胜过手工、洋货胜于土货的心理，于是从认知洋货，到认知外国，进而产生学西方思想，最后形成社会趋新的风尚，这是晚清思想变化和民间崇洋风气共同构筑的1种社会心理，也是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的1种必然。于是，崇洋风气造就的趋新社会心理定式，为晚清社会的思想变动、价值观念的变动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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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晚清时代的北京同东南沿海、通商口岸1样出现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但其变化又有着自身特点。

1、趋新风尚的形成较之沿海通商口岸相对滞后

趋新风尚往往建立在物质生活环境变化基础之上。就城市近代化发生的时间、发展的程度而言，北京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以及早期开埠的通商口岸。以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为例。上海1843年正式开埠，1845年始设外国租界，随即将各国近代化城市建设经验与实践移植过来。1848年，王韬写道：“1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浦滨1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7]说明这时上海城市风貌较之其它城市已不大1样。上海的第1条碎石马路建于1862年，此后，修桥筑路成了上海市政建设的1个重要方面。方志说：“西乡（上海西南区——引者注）马路星罗棋布”，列数这里数10条道路的修缮、命名和管理情况。[28]1865年主要道路两侧安装煤气灯，并“以中华各省大镇之名分识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34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29]道咸同年间，各国纷纷在上海开办邮政服务，各不统属，1直到大清邮政局成立，这些自办的邮政才有改观。1870年上海有了电线电报，1876年有了东洋人力车；1882年高级住宅区陆续安上电灯，1883年用上了自来水，1892年有了电话通讯……上海《法华乡志》这样说：“徐家汇在法华东南2里许，向为沪西荒僻地。清道光2107年，法人建1天主堂……同治2年……又开辟马路，商贾辐辏，水陆交通……。光绪10年……市房翻建楼房……3104年，马路东有巨商张士希购地建孝友里楼房百余幢，迤东程谨轩、顾象新各建店楼数10间，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马路东为法租界马路，西为天主堂界，再西老屋为乡民界，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30]这段材料向我们描述了上海城市外观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

同样的变化在北京则出现甚晚。1866年，总税务司署附设邮政，北京开始有近代意义上的邮政传递业务。东洋人力车则出现于庚子之后；第1条碎石路（南御河桥路）始建于1903年，1直到清末，北京陆续修建了88条、总长75公里的道路，然而，仍以土路为主。电话通于1903年，当时主要在宫廷及各王府，不过，次年就有了面向社会的公用电话。至于自来水更是到1908年才出现在部分街区。

新识见、新观念、新风尚建筑在新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对大众而言，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就无缘产生。当上海城市生活初步近代化之时，人们先是受到强烈感官刺激，继而形成学西学崇洋趋新之风。许多文人笔记不约而同提到上海的变化“惊心眩目，应接不暇”。[31]接下来，对西洋文化的欣羡之情多了起来。看到上海租界的新闻纸、市政管理各种规章，晚会、舞蹈、赛马等活动，人们不禁啧啧称叹：“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义，青年子弟籍此以舒筋力。”[32]光绪2年，1位从事艺术的文人写道：“订定饭后同看铁路……乘车过大桥，见老幼男女。纷至沓来。细阅铁路之制……余当未经得见之时，不知火车铁路如何奇异，定须大费工力，而后能成。今见其制造之法，亦不甚难，惟易于图成难于创始耳。现在规模粗具，火车尚属寥寥，将来必为装运货物之用也。”[33]光绪5年，江苏的1位长于舆地的学者游上海，先1日“购日本地球仪3厘，为高丈子上、龚文寿秋、莲侄买申昌馆书籍。”又1日，“至新报馆，订《西国近事报》1分，《新报》1分，托荔泉按月汇寄。”过了几天，他再次上街，“观印书籍……，谈及印字机1架祗5百元，大小铅字2副，约1千5百元上下。余意跃跃动，拟回时商诸同志。”[34]

与文人慨叹上海变化差不多同时，北京还是另1番景象。1866年总理衙门奏设天文算学馆，反对者盈声鼎沸。张盛藻慷慨陈词，认为重气节、讲礼仪才是救国之本，“何必令其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枪炮之理乎？”这1说法赢得“都中1时传诵，以为至论”，街谈巷议无不以设天文算学馆为非，以至于前去报考者寥寥。甚至在天文算学馆成立之后，还发生了“湖南京官会议，有入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的事件。[35]19世纪70年代末，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大使准备赴任，引起舆论1片哗然。在京湖南籍同乡耻与之为伍，时人辑成对子讥讽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些守旧的事迹言论固然与京城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关，也与北京物质生活环境此时未发生多少变化紧密相连。70年代中期，1位驻京的外国人给朋友写信说：“内城满人住居之所萧条可怜，所有官署祠庙，皆衰倒败倾欹之状。民房市市，亦多如此，而且污秽堆积，更觉不堪。满汉居民，老幼男女，皆形容憔悴，衣履破烂，气象衰颓，直成荒凉世界”。[36]怎么能想象这样的生活现状能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更有甚者，1895年成立强学会之时，为了让与会者长见识、开眼界，维新派准备购置图书仪器邀人参观，梁启超回忆说，当时“为1世界地图……曾在京师费12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37]诺大北京居然找不到1张“世界地图”，可见，此时京城书肆远没有南方城市那么多的时务书。1899年，顽固派把持了中央政权，除了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在社会风尚方面也极力阻止新风气的流行，有报道说：“右翼澜公每日巡行街道，遇有高领者必褫之；窄袖者必剪之；吸卷烟者必夺之……”，[38]这恐怕不是偶然现象。由于旧生活陋习的影响，20世纪初的报纸、官方告示以及城市管理法规还不得不1再规定市民要讲求卫生，不许随地便溺，这些情况也从另1个角度说明，相对于东南沿海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北京社会文化进步的步伐慢、程度低。

晚清时期北京风尚的变迁在起步阶段显得相当缓慢。这与人们所持的那种社会风尚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而1变从新之印象大相径庭。[39]

2、起步虽晚但变化的速度快

就社会整体而言，近代以来北京地区社会生活乃至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比沿海通商口岸略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商品经济、思想文化传播、渗透时间略晚的原因，也有北方民风偏于保守、风气不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北京处在清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思想文化控制远比其它地区严重这1客观事实。相反，沿海通商口岸或南方地区“天高皇帝远”（当然，相当多边远省份的风气并没有因为“天高皇帝远”而发生多大的变化），清政府的政令不能得到及时下达或者贯彻，使得那些地区较之北京政治略为“宽松”。

但是，北京风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1旦发生的变化，其速度便相当之快。比如，出现于1898年、20世纪初年各地纷纷兴办的阅报公会，开始多数集中在南方地区，像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迟迟未能出现，其中最直接原因是清政府对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思想控制、行政干预要严格得多，但是，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等1系列改革活动的开展，这种控制相对松动了。于是，1905年第1个公共阅报性质的报社在京设立，它是由书局、报社发起组织带有公益性质的阅报机构。此后，很快形成创建热潮。[40]当时不少人把报纸张之于大街通衢，致“来往观看者甚夥”，以致“京师风气大开，讲报阅报各社皆以林立，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41]由此，公众参与时政、了解世事有了更多的场所。

再以兴办新式学堂为例。近代新式教育始于传教士所办教会学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5口以及东南沿海陆续开办1些教会学校，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福音、宣传宗教为最高目的，但是，教学内容夹杂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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