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资源—体(3)
2017-09-15 01:11
导读：的统治方式，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然而史实并非如此，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只是 实行“部分治理”，容忍乡村的自治状态。不妨推理，集权国家固
的统治方式，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然而史实并非如此，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只是
实行“部分治理”，容忍乡村的自治状态。不妨推理，集权国家固然没有受价值体系和
社会团体气力的制约，但是在具体的操纵过程中，还是受到了一些技术条件的极大限制
。
假设集权国家对乡村实行现代意义的严密统治，这种体制势必会掉进资源不足的泥
潭。而国家对乡村的部分治理体制，实际上是将治理社会的职能转移到乡村社会自身。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分治理，是通过乡村精英实现的间接统治，国家通过控制乡村士绅
，来达到控制整个乡村的目的。在国家控制乡村士绅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工具性特征
十分明显。由于国家的资源短缺和社会的不成熟性，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作用更加凸现。
在古代中国，乡村社会同集权国家的关系除了国家的税收提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即
国家通过科举取仕，从乡村社会吸纳人才补充官僚队伍。在这种以考绩为凭据的政治录
用过程中，文化和知识系统的功效自然十分明显。通过科举考试，文化的手段成为联结
国家和乡村社会的纽带。正统理论是考试评判的权威标准，文化知识作为能否进进官员
门路的唯一依据。这样，那些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在乡村社会思想意识
领域中占据尽对的优先地位。
由此可见在传统时代，通过正统文化理念统治整个社会，确是一种节约机制，这在
集权国家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依靠间接治理和“文化”这种节约机制，
传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部分治理体制，消耗资源较少，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合拍的。这
种体制的资源状况在正常时期也比较公道，这就是传统时代的超稳定结构得以生存延续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国家权力参与乡村的企图十分明显。国家竭尽全力，
试图加深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个巨大历史进程，也是传统
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解体的直接原因。所以，有国内学者以为，清末以来中国乡村
基层从相对独立、与国家分离的格式，逐渐向社区的行政“细胞化”转变，基本上符合
建立在西方历史基础上的，所谓“民族国家理论”的框架。（注：见王铭铭著《社会人
类学与中国研究》第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6月版。）同时，本文以为研究者仍然
不能忽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与这些理论框架的冲突。尽管国家也希看通过正式官僚机
构的扩张而加强对乡村的控制，但国家政权参与终极没有按理想设计完成，国家政权对
乡村的正规化改组，在实践中发生了蜕变。
国家权力在参与乡村的过程中，资源缺乏始终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在当时的社会条
件下，国家机构下延引起国家规模的急速膨胀，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满足其要求，导致
国家政权的渗透过程，终极***同乡村社会领袖妥协和合作。到***时期，固然国家已
经具备将权力渗透到村一级的操纵能力，但由于资源的缺乏，国家无法向村庄派任领薪
职员，必须通过庄内人来控制自然村。此时，国家试图利用乡村社会内部的职员实现控
制，但又不能提供必要报酬，更无意将其纳进正式的官僚队伍。
由于国家无法为代理人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源，又缺乏对乡村代理人的有效约束，国
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开始出现经纪体制。（注：见（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这种现象改变了国家和
乡村社会的传统模式，使国家和乡村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可以说，“国家没有动员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农村气力或者网罗传统的村落首领，而是趋于在村、乡、县或更高层的衙门里配植一类
政治机会主义分子。”（注：见汪熙、魏裴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题目——一个多方位的
历史探索》第3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由于代理人脱离了来自国家和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