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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作用的变迁(2)

2014-12-10 01:45
　　如果扩大视角，从我们正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着眼，那么对道德权威弱化的问题将会有更多的感悟。
　　首先，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和权力集中，给道德增添了明显的统摄性的权威和强势效力，进而有效地弥补了道德软性制约的不足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资源开放和权力分散，则突出了道德的自律作用。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经济资源都是高度集中的社会，社会生活的整齐划一和政治挂帅，使道德具有某种宰制性的作用，由于资源为国家所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与集中，道德不仅是一种价值评价，更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有无此标签是生死攸关的，因为它不仅象征着一种政治荣誉，更可以据此荣誉来分享国家掌控的一份生存资源。由于拥有这种能左右人们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的重大作用，故在过去，道德不仅地位崇高，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人们乐于听从“道德”的召唤，也愿意服从其规劝。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道德本身的弱势被政治权力遮掩了，而其调制作用则被强化与凸显了，因而显得那是一个“道德的年代”，道德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也故而至今仍被不少人所怀念。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情况则再现了很大的差异。甚为明显的是，国家不再统制资源而是由市场来配置，早几年盛行的“找市长”，变成了“找市场”；国家虽然仍可宣扬、提倡道德和谴责不道德，但已不可能如过去那样，以垄断资源的威慑力来表彰和推动美德、来处罚不道德了，加之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开明化，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道德的多元，也使道德与否不再成为区分先进与落后的政治标签，政府也不再根据这一标签来分配资源或进行惩戒了；而实际生活中人们也逐渐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更多的是自己从市场上谋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这就使得基于资源垄断之上的思想控制和道德号召力与惩罚威力，大大减色了。因为人们自谋生路，在生存机会上不再一味仰仗政府，故而对政府所推崇的道德的从与不从，也就更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与价值偏好。要之，人们需要道德，但道德不再能主宰一切；失去政治权力庇护的道德，也明显拉开了与法律的距离，它不再咄咄逼人，而成为一种规劝的善意。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其次，在市场的效益优先面前，道德的权威与合理性受到挑战。毋容置疑的是，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轨，是我们所经历的转型中最为深刻而重要的变革。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转轨只是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变化，即由计划调拨变为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控。但由于这种变化所突出的市场原则和“经济”精神，彻底动摇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价值理念，因此道德震荡和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挑战已难以回避。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讲求的是效益，效益最大化可谓是其至上原则。市场经济正是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剪裁一切事物，并且是奉行无情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这一点正如西方学者舒马赫所阐述：“如果将一种活动打上‘不经济’的烙印，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不仅受到怀疑，而且是遭到有力的否定了。任何阻碍经济的事物都是可耻的，如果人们坚持不放弃，就会被看成是破坏分子或是傻瓜。你尽可以说某一事物不道德、丑恶、毁灭灵魂、使人堕落，或者说它危及世界和平与子孙万代的幸福，但只要你没有证明它是‘不经济的’，你就没有真正对它存在、发展与昌盛的权利提出质问”（《小的是美好的》）。在此“经济”至上的社会环境中，道德陡然遭遇了严峻的拷问。因为，不论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还是作为一种思想理念，道德所着意的是良心的培护，是人格的锻造，而不是财富的聚集；道德所着意的是实现真、善、美的自由境界，而不是事功的成败与得失。因此，在市场的价值坐标中，道德的意义势必会遭到疑问，令人义愤不已的“良心多少钱一斤”的诘问，就极为典型地透视了市场对道德的狐疑。尽管你可以说这种提问本身的极端荒谬，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效益至上的市场原则下，即使珍贵如“良心”者，也同样会受到“经济否”的严厉质询。时过境迁，道德正面临着市场的无情考验，它已不再是天然合理的，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相反它必须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给出根据，作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