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2014-12-09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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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考虑如何解决“三农”（即农业、、农民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考虑如何解决“三农”（即农业、、农民问题），有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制度和结构引致的问题，只要大力进行制度创新或者结构调整，“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对“三农”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其实，“三农”问题是结构和制度结构大转换时期的综合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治，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决不是决策者的遁词，也不是学术界玩的文字游戏，它是由“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
一、资本积累的长期性
新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上两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只能农业、农民、农村作出牺牲，即通过将农民的剩余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因为在一定时期，“蛋糕”只有这么大，用在一个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多，用在其他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必定要少。非农化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是农业失血过多。据统计，1952年-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家业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二是农业积累不足，农民几乎失去了投资能力。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只能获得基本的生活，几乎没有积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现在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都难，更不用说进行扩大再生产。三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难以得到先进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和带动。国家要保证“以农辅工”的政策能够实现，必须严格的控制农村和农民。这就导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二元分割。这种二元经济比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不均衡，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都不曾遇到。按照产业经济转换与发展的一般，即使国家不推行超常的非农化战略，让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也会出现“三农”问题。我们假定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导致的“三农”问题为平均的或者一般性的“三农”问题，那么通过长期的非农化战略后的“三农”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平均的程度。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9.2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任重道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化解，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正如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年说，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三农”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按照有关专家测算，我国现在农村劳动力净剩余1.2亿人，而按照生产能力测算，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4亿人，目前的耕地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3亿剩余劳动要转移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如果说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只需要一个工业化过程就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出去，我国则需要叠加二个工业化过程才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出去。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所需时间将更长。
三、扩大经营规模的长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