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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2）(4)

2015-01-23 01:42

我们认为，到了19世纪初，中国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大部分地区传统农业的资源已经用尽，如果没有新资源的出现或农业技术在大范围内的重大改良，中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的脆弱平衡将很快被打破，整个社会将由此经历因人口压力而导致的马尔萨斯危机。珀金斯通过他对19世纪中国人口和土地的已大致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已经面临难以承担的人口压力。[66]清政府甚至更早在18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场关于粮价上涨原因的辩论而证明：它已认识到了人口压力。最具说服性的是，这场辩论发生在乾隆的各项平抑粮价的措施失败之后——增加生产、普免钱粮、动用国库和鼓励商运。尽管乾隆在1748年的辩论时反对绝大部分各省总督和巡抚的观点，但43年以后乾隆不得不承认：人口的增长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变得不可能，而他个人的辛勤和慷慨没有使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形势改观。[67]
19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西部回民战争。对于这些事件，李和王更不认为与人口压力有任何联系。只有雷伟力和王国斌讨论了中国过去几个世纪来“危机死亡率”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但是除了基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而认为捻军造反有人口压力的因素外，所有其他19世纪的造反与冲突事件在他们眼里都与人口增长无关。[68]例如他们指出，1793-1805年导致了1000万人死亡的白莲教造反是由18－19世纪湖北、四川和陕西的白莲宗教所鼓动，是一种防卫性造反，反抗国家对这几省边界地带日益增长的控制。[69]的确，中国近几个世纪来的每一场较大的农民造反都可以被做出各种各样的，也没有哪个造反者明白地高喊他参加或发动起义是由于人口的压力，但这并不表明这些造反中不存在人口压力。例如，云南回民战争起源于大理，本身和大理平原容纳人口的能力有关，西北回民战争则与回汉两族争夺资源直接有关。至于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雷—王所认为的，是贫穷农民和边际人口在寻求生存时变为匪盗集团，是农民的生存战略转向大规模集体造反行为，与资源短缺有关。[70]
至于太平天国运动，雷伟力和王国斌也不认为有人口压力的因素。在他们看来，这场造反是由一群旨在寻求幸福和赎救的宗教信仰者所发动，他们从西南贫瘠地区移向了比较富地区去传播他们财富共享的理念。雷—王指出，如果西南人口压力所造成的贫穷导致了这场造反，那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中部和东部富裕地带的农民，或者较少感到人口对资源压力的农民也大批地卷入了这场农民战争。因此，中部和东部农民的卷入反过来说明西南部开始的造反并非由于人口压力。可是，这一解说又是一个将事物绝对化的对比。太平天国虽然与广西的人口压力无关，但却与广东的人口压力有关。起义的组织者和最早的参加者是粤东地区迁入的客家人，粤东客家人的外迁与当地资源的紧张很有关系，因此人口压力可以被视为是这场起义根本性原因之一。如果象雷—王那样将比较绝对化，那么我们也可以对太平天国作出如下的解说：这场起义是一场西南部农民开始的基督教运动，中部和东部农民参加这场起义是因为他们都信上帝。

19世纪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和民族冲突都含有人口压力的因素，连串起来时，它们表现出19世纪的中国很深切地感受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威胁。这些战争和冲突的规模、所造成的社会动荡频率都反映出了中国农业社会在这一个世纪之内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果我们把历史稍作延伸，把1850-1949年间中国内部的战争和造反联起来看，马尔萨斯陷阱的压力展现得更加明白：几乎所有的战争和造反都得用“巨大”来描述其规模。尽管这些事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们不得不寻求其长时段的根本性动力。这100年间大动荡的背后是中国追求化伴之而来的社会转型的痛苦，是中国持续人口压力的宣泄。正因为如此，这100年间不断的战争和造反才都覆盖了广阔的地区，它们吸引着众多人口并不仅仅因为它们信誓旦旦允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还因为它们能更现实地填饱肚子，哪怕以生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