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2）(5)
2015-01-23 01:42
导读：这100年动荡也表现为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正是因为现实性抑制的消失以及公共卫体系的建立，中国的人口才在1950-1980年间从巨大的基数上毫无阻碍
这100年动荡也表现为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正是因为现实性抑制的消失以及公共卫体系的建立，中国的人口才在1950-1980年间从巨大的基数上毫无阻碍地增长，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的预防性抑制，即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而对马尔萨斯认识的不足，也成为这一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50年代对马尔萨斯和人口学者马寅初的不恰当批评后，中国人口的增长不仅毫无阻碍，并且毫无顾忌。
李中清、王丰根本不承认中国人口严重过剩的现实。他们认为，“尽管马尔萨斯的论证很有力，但事实从未如其所愿。尽管中国人口从1750年的2.25亿持续增长到1950年的6亿和今天的12亿以上，但人口过剩的阴影似乎一直是一个神话。”[71]如果按照李-王的解释，那么中国政府和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所估算的1.6亿剩余劳动力并不是真实的存在，0.8亿-1亿的流动民工的外出并不是因为农村人口和资源的挤压，0.2亿以上的工人下岗全是因为所属工厂或公司经营不力所致。[72]李-王事实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绝对性人口过剩标准：活着的人口总是有机会在市场的竞争中或在权力对资源的计划配置下生存，相对性人口过剩并不存在。
显然，没有过剩人口，也就不需要对人口控制。基于这一道理，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从人口学对中国革命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解构：中国从13世纪，或从18世纪以来就有了一个对人口增长有效控制的，建立于复合家庭和集体主义之上的低已婚生育率体系；中国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复合家庭与集体主义，使已婚生育率体系随之崩溃，导致了革命后的人口无节制的爆炸式增长；但这一增长还没有足以导致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因此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是对人口增长的过度反应，是对没有依据的“马尔萨斯担忧”做出的误判，是在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延续中基于权力而不是基于现实做出的决策。在这一解构中，李中清等为我们显示了对中国人口的另一种分析，把对现实的理解置入了历史，从对历史的理解中瓦解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但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都不准确。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在这一认识之上，李中清等将中国人口史描绘为，“一种以低女性成活率和低已婚生育率为主的人口机制，使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万分之五……在公元1世纪，中国人可能已经多达7500万。到1700年，尽管中国疆域扩大了两倍以上，但中国人口也只有原来的两倍。”[73] 但是这一认识无视了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波动，把中国人口史和人口体系看成为一种内均衡。它将2000年的中国人口变动描述成了平坦的增长曲线，一次次战争、瘟疫、灾荒造成的人口大死亡在他们的解释体系中不仅是统统消失，而且是统统被消失。这一神话不仅颠覆了2000年的中国人口史，不夸张地说，也颠覆了2000年的中国历史。[74]
六、结论
第一，从17世纪晚期开始，中国的人口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中叶，人口的增长速度降低。19世纪中期以后的战争、瘟疫和灾荒导致中国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得1850-1949年的人口形成了缓慢的增长。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通过微观人口研究和不恰当地使用宏观人口数据，把17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口描述为稳定的指数增长，有悖于历史真实。
第二，直到195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传统人口体系之下。生育率造成的高生育率支配着中国的生育率体系；婴儿死亡率和不断的危机死亡率导致的高死亡率支配着中国的死亡率体系。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通过改变溺婴的范畴建立了一个中国独特的低生育率的、下降的和转型的人口体系。这一改变没有中国历史的依据。它只能误导而不是澄清对历史时期中国生育实践的理解。
第三，19世纪起，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人口的压力。尽管1850-1949年的战争、瘟疫、灾荒
对中国人口产生过现实性抑制，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有着强制的预防性抑制，但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两种抑制都没有能够根本性地舒缓压力。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对人口过剩缺乏清晰的定义，无视现实地否定了中国人口的压力，以一个虚构的历史生育率体系和不具普遍性的传统人口管理制度来批评当代中国国家的生育和人口政策，这一批评缺乏足够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