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4)
2015-02-26 01:11
导读：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 ）与钱泳同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 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 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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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 《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 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 1794 —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