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1)(2)
2016-04-02 01:04
导读：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模型也说明了：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
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模型也说明了：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假设两个合谋犯罪的嫌疑犯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房间进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刑5年；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抗拒，则坦白者立即释放而抗拒者重判8年；如果两人拒不认罪，则他们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1年。如果我们用-1、-5、-8分别表示罪犯被判刑1年、5年、8年的得益，用0表示罪犯被立即释放的得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特殊矩阵(图1)将这个博弈表示出来：
囚徒A囚徒B
坦白抗拒
坦白-5，-50，-8
抗拒-8，0-1，-1
图1囚徒窘境
对该博弈中的两个博弈方来说，各自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即，坦白或抗拒；共有四种可能结果，其中，最好的得益是0，最坏的得益是-8。假定A选择的是坦白，B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假定A选择的是抗拒，B的最优选择同样是坦白。事实上，(坦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战略选择。而(抗拒，抗拒)不是纳什均衡，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订立攻守同盟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协定。因此，两个囚徒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甚至较大利益。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演绎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奥尔森批驳了传统的集体行动观，即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4］。在奥尔森看来，集团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可以等同或类似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联性(jointnessofsupply)与排他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ofexclusion)两个特性。公共物品的两个特点决定集团成员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和供给上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即使个人不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因为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不承担成本者的消费。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与囚徒窘境描述的一次博弈所导致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是n人存在的场合下，反复式的迭演博弈所导致的集体非合作性结局；与哈丁叙述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过程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则是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不会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尽管如此，三种分析模型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致的：
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人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非轻而易举。 中国 古代“三个和尚没水喝”、“滥竽充数”的故事，俗话中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众口难调”，古典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装”，说明的实际上也是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奥尔森在为桑德勒(T.Sandler)《集体行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几乎都是围绕两条定律展开的。第一条定律是“有时当每个个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出现一种集体的理性结果”；第二条定律是“有时第一条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果”［5］
二、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考察
集体行动未必能导致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由n人组成的团体里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如此。在现实的公共管理中，为数不少的人抱着“有我没我影响不大”、“我不做总有人去做”、“我不管总有人去管”、“反正少不了我的份儿”的消极心理，个体对公共事务采取漠不关心甚至非合作的态度。这种“搭便车”的心态是造就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也是公共事务管理出现危机的肇因。如果集体行动不加以规制，那么公共管理过程中将会出现下列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