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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1)

2016-04-02 01:04 摘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 社会 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的 理论 模型，并作出了若干理论阐释。这种非合作博弈下的集体行动逻辑反映在公共事务管理现实中可能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无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等诸多 问题 。为此，明晰产权、明确责任、沟通协调、自主治理、理性激励、合理监督等制度安排是解决公共管理危机或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集体行动；非合作博弈；公共管理；制度安排

The DilemmaofCollectiveAction: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
andEmpiricalAnalysis
——TheCrisisofPublicManagementandthePossibilityofIt’s
OvercomingUnderNon-cooperationGame

Abstract:Thedilemmaofcollectiveactionisaobjectivesocialphenomenon.Thewesternscholarscreatesometheoreticalpatternsaboutthedilemnaofcollectiveactionandgivesome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accordingtothereflectionofthelifeworld.Ifthecollectiveactionbasedonnon-cooperationgamelogicallyreflectsintherealityofgoverningpublicaffairs,itwillappearsomeproblems:thesupplyofpublicgoodsshorted,thepublicresourceoverused,theinorderpublicorder,theefficiencyofpublicorganizationlost,theanomieofpuplicpolicyimplementation.Thus,thepossiblepathtoresolvethecrisisofpublicmanagementorthedilemmaofcollectiveactionisinstitutionarrangement,suchasdistinctpropertyright,clearresponsibility,communicationandcoordination,autonomicgovernance,creatingencouragement,reasonablesupervisionandsoon.

Keywords:collectiveaction;non-cooperationgame;publicmanagement;institutionarrangement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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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主性，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
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实际上，“关于非合作博弈的 研究 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 规律 ，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1］。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Paretoimprovement)，是包括管 理学 、 经济 学、 政治 学、社会学等学 科学 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Aristole)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2］而使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 分析 模型 影响 最大的有三个：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1968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Hardin)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的悲剧》(TheTragedyoftheCommons)一文，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哈丁设想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用地，每个牧民直接利益大小取决于其放牧的牲畜数量，一旦牧民的放牧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草地逐渐耗尽，而牲畜因不能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就只能挤少量的奶，倘若更多的牲畜加入到拥挤的草地上，结果便是草地毁坏，牧民无法从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用地悲剧”。同时，尽管每个牧民决定增加饲养量考虑到现有牧畜的价值的负效应，但他考虑的只是对自己牧畜的影响，并非所有牧畜的影响。于是，最优点上的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纳什均衡总饲养量大于社会最优饲养量。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