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论文关键词:《檀香刑》　刑罚文化　官场文化　民间文化

论文摘要: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檀香刑》同莫言以前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丰乳肥臀》等小说在内容意蕴上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它们都可以定位为一种文化小说。所不同的是，《红高粱》家族系列等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些为人所熟知的部分，而《檀香刑》所着重发掘的是其中更隐秘的部分。换句话说，它所着重发掘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文化层面。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显”和“隐”两个层面，而被一般的人们所熟知的或者说是进人文化研究视域的大多是“显”文化层面。“隐”文化则往往隐藏在’.显”文化下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许多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所掩盖着，人们只有从大量的、具体的、细微的历史生活深处才能把它剔剖出来。但是“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生活和精神的存在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对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同样起着巨大作用。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驱曾经用一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强烈反思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清理，在着重批判以礼教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显”文化的同时。对于传统“隐”文化的内容也有所涉及，但所发掘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鲁迅后来对传统“隐”文化的内容及其影响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如看客的间题、妇女缠足的问题、宫刑的问题、乞丐的问题、鬼神的问题等等。鲁迅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确实具有独到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努力方向没有得到后来者的充分重视与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发现了传统文化许多新的内涵，对于‘’隐”文化的问题也有所关注，但缺乏更深人的探讨和更有力度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突破。

《檀香刑》的叙事结构是由三个家庭的故事所组成的，即赵甲的刽子手家庭的故事、钱丁的仕宦家庭的故事、孙丙的民间艺人家庭的故事。这三个家庭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隐”文化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折射着中国传统“隐”文化的存在形态及其特色，反映着这种“隐”文化对于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塑造作用。

围绕着赵甲刽子手家庭的故事，小说侧重展开的是对中国传统“刑罚”文化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刑罚”文化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它的花样繁多的名目和施刑过程的种种繁杂而有序的程序及仪式，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民族性格。

赵甲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化身。他从小受到“刑罚”文化的教育和刽子手职业的严格训练。这种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他独特的性格与心理，那就是非同寻常的阴鹜、冷酷和老到。“刑罚”文化在他的手中成为一种高超的技艺，而他也把“刑罚”文化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怎么样按照刑罚的要求去精致地杀人，在他看来是一门艺术，他在这种艺术中获得了人生的满足。小说中特别写到他对于“凌迟”这种刑罚的知识和醉心:“他记得师傅说，不管割多少刀，最后一刀下去，应该正是罪犯毙命之时。所以，从何处下手，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来精确设计。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已经毙命或是割足了刀数犯人未死，都算刽子手的失误。师傅说，完美的凌迟刑的最起码标准，是割下来的肉大小必须相等，即使放在戮子上称，也是不应该有太大的误差。这就要求刽子手在执刑时必须平心静气，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下手果断;既如大闺女绣花，又似屠夫杀驴……天才的刽子手……是用心用眼，而不是用刀用手割。”把一种残忍的酷刑发展到近乎精致的艺术的程度，可见这种文化本身的阴鹜、冷酷和老到。赵甲作为这种文化的一个具体的执行者，从身心两方面透露着这一文化所蕴涵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