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女性文化批判

论文关键词：鲁迅 夫权 女性角色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在中国长期以来的“父子型”文化模式下，女性作为文化存在，其生存是艰窘而悲惨的。鲁迅通过祥林嫂、子君、爱姑三个形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女性悲剧生成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和自身原因，以此来实现他对女性文化的批判。

五四时期，对旧道德、旧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讨伐，妇女问题在这次思想大震荡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对妇女的讨论出现了空前的高涨。鲁迅小说里、杂文里曾经多次表现妇女的生活，描写妇女的遭遇，控诉妇女的命运，《祝福》、《伤逝》、《离婚》便是其反映妇女问题的力作。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自己的小说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主意。”显然，对病态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在病态文化濡染下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女性生存惨相的展示，始终贯穿在其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以此揭示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运演的是“父子型”文化模式，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到精神存在，都处在“被人看”、“被人用”的角色地位，她们仅仅作为人妻、人母、或“玩物”、“附属品”等角色进人父系制的家庭秩序，以绝对服从以尽其工具意义上的角色职能，以倍守封建的父权文化和封建礼教的“规范”作为自己的职志。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领域处在无权的被人摆布的地位。自从儒教宗师孔子提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男尊女卑思想后，一代又一代儒家文人都在注释、扩充和强化这一思想，使得女子在这一强大的父权文化覆盖下渐渐迷失了自我，女性被制度化、道德化地全面剥夺了人权，他们的卑屈地位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部分，是维系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鲁迅正是站在反封建文化的高度，以“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美学追求，塑造了祥林嫂、子君、爱姑等一系列女性形象，以此表现父权文化栽害、濡染、重压下的女性屈辱、悲惨的悲剧命运。

对于理解父权文化下女性“非人”化的生存惨相，《祝福》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和认识价值的。《祝福》讲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江南农村一位劳动妇女祥林嫂命运多并的故事。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村妇女，祥林嫂所受封建父权文化的重压及其濡染是至深的。父权文化规定下的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和父权文化套在女性身上的其他精神枷锁在其身上都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体现。她对社会把女性角色固定为‘、女儿—妻子—母亲”三重复合的理想女性标准视为天经地义，对封建的父权文化意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夫”的“从一而终”的节烈思想深信不疑。作品正是通过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揭示了父权文化毒害因袭下的不觉醒农村妇女丧失既定角色后的走投无路。

同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祥林嫂一向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尽其女人的角色职能获得妇女最起码、最“正常”的生活，但因命运的多并，使她最终丧失了其固定的角色地位，这是祥林嫂的第一重悲剧。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缺乏“人”的观念的理性自觉，对封建思想的毒害而不自知，反而无意识的维护，并着意以封建礼教的标准塑造自己，但依然不被社会所承认，这是第二重悲剧。祥林嫂最初是被迫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在父权支配下她承认了这个不合理的婚姻。但不久丈夫死去，使她第一次失去了“人妻”的角色地位。在那个时代，出了嫁的女人永远是丈夫的附属品，即是男人死了也还是他遗留下来的附属品，所以她本想格守礼教的规范而守寡，“扎着白头绳”，愿意为丈夫守孝。她的出逃，固然是对“严厉的婆婆”的逃避，也是对自身不幸环境的逃避，她在鲁家“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固然是勤劳能干，但也是失意后孤独感的寄托。所以，尽管丈夫的死，谈不上对她有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但“寡妇”的身份无疑使其心理蒙受浓重的阴影。“从一而终”的思想使她抵死反抗再嫁，但最终还是给夫家捆绑回去，像一头牲口似的被卖到山坳里。祥林嫂再嫁贺老六后，尽管有违初衷，但一切都已注定，于是慢慢对其第二个丈夫有了好感。对自己的骨肉、精神寄托—阿毛有了感情。可以说，这是的祥林嫂又一次获得了自己作为女人的角色，重建了心理上的平衡。但不幸的是，第二个丈夫又死于伤寒，儿子阿毛又被狼衔去。阿毛的死对她是致命的一击，这种浸透骨髓的悲哀，使她变得精神失常。因为她担着“失节”的罪名而获得的生活希望彻底成为泡影。她反复述说阿毛的故事，表露出对自己也曾和别的女人一样“有过儿子，做过母亲”的自豪和失子的负疚自责，当然更是心灵受到重创后心理变态的“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