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后现代主义的矛盾和困窘(2)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萨特，人的存在都不是一个先验的问题。马克思的实践和真理观，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都揭示了任何一种主义或者真理的对象化事实。因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实际上都是“实践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努力，而且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抗固化”(鲍曼语)策略。“社会学作为一种抗固化的力量，打破了一成不变的压迫感，恢复了世界的弹性;它显示了世界的面貌大可以和今夭不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同一个世界’，也许我们能比过去更容易与‘他人’沟通，也许我们能多一分理解与宽容，也许人类真正的团结也就有其实现的可能性了。”

观念和审美的后现代主义行动几乎全部集中在“固化”与“抗固化”的对决之中。但“一成不变的压迫感”和“审美的总体性”，从西方哲学一直在为其作注脚的柏拉图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从那一时刻开始，“恢复世界弹性”的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样看来，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纠结与离散，从来就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人类生活实践伴生始终的问题，只不过是随着资本逻辑的强化而从世界本源和道德伦理的幕后窜到了资本运动的前台，并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而打斗愈烈。

文化和思想上的打斗，似乎从来就不局限于纸上谈兵。现代主义的“固化”往往是以民族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一种强加了国家、民族意志的现代性自上而下地统一和规整着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弹性”。但是，即便在宣布现代性已经失败的今天，仍然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主动宣布放弃这种统一和规整。后现代主义者充分意识到了这点，于是首先选择了一种文化批判的策略，剑走偏锋。而这种剑走偏锋的实际结果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消费诱惑。文化和思想上的打斗，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独特的文化品性—批判的观念演变成了与消费者的合作，“规训的力量和消费的诱惑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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