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教育：文化批判何以可能

　　论文关键词：教育；文化批判；天性；自我解放

　　论文摘要：文化活动是人类不断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而文化的异化造成了文化对人的束缚，带来了人的异化，文化活动动机和结果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二律背反，它决定了文化批判的必要性。教育不可回避文化批判，这是由教育的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教育实现文化批判，其首要任务是要回归人的天性，其次要加强教育哲学的价值引导作用，再次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为对话式教育。

文化活动作为人类高度自主的活动，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自我解放。教育作为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化活动，通过传承、传播、创新文化来实现人的解放。然而这一终极目标必须要通过教育的文化批判活动才能实现，回避了教育的文化批判活动，教育活动就会变成简单的文化复制活动，教育甚至会变成一种压迫人、束缚人的活动。因此，如何实现教育的文化批判功能也就成了我们教育研究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文化发展的二律背反及文化批判的必要性

(一)文化活动是人类不断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

人是不完善，并且能够充分意识到自身不完善的存在物，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是人类不断追求自我完善、自我解放的过程，文化构成了人类特有的规定性，使人获得了区别于动物界的根本标志，以至于前苏联学者斯比尔金说:“在人之外或人之前不可能有文化，同样在文化之外或在文化之前也不可能有人:文化—这是人的本质，人类的特性”。而马克思曾做过这样一个精辟的论述:“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因此，文化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从人的类特性出发，围绕这一原点不断地做出价值选择、价值判断，并不断趋近价值目标的过程。人性中有先天的察赋、本能，我们称其为天性，也有由人后天的文化活动所造就的人的习性。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天性也是通过人后天的文化活动所建构起来的，是“人的生物机体所蕴含的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沉积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即人的生物学基础中存在的人类自然历史进程赋予人的潜能(人的类特性的先天倾向性)”，它“先天地具有选择倾向性，这种选择倾向性深刻地制约后天的心理发展”，并表现为人具有追求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人的文化活动以人的天性为基础，“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天性的外化、天性的客观化”。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所致，它构成了文化活动天然的价值尺度，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不断谋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气著名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说:“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它表现为人类作为一种过程性存在在追求自由和解放这一终极存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的一系列品质、特征、状态和追求，如对平等、公正、民主、和谐的渴望，对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的弘扬，对人的理性和道德的推崇等。文化活动必须以实现人的上述品质、特征、状态和追求为宏旨，否则文化就走向了对人的天性的背离，走向了文化的异化。

(二)文化的异化，其实质是人的异化

1.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容易走向异化，进而带来人的异化

当人类作为文化活动的主体时，人类根据自身的需要能动地创造文化，但是当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时，文化演化成了一个外在于人类的客观精神世界，并遵循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产生、发展、繁荣、僵化和消亡的过程，正如斯宾格勒认为的，“每一个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个文化各有它的孩提、青年、成年与老年时期”。一种文化范式在其产生的过程中，通常会以革命性的批判姿态将自己批判的矛头直指旧有文化的价值谬误，拯救人们于旧文化对人的奴役和控制当中，将自己的价值目标指向人的精神自由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以极具启蒙性的理性话语和思维方式，唤起人的价值认同和情感接受。如文艺复兴运动时的人文主义思潮、启蒙时代的科学理性思潮等等。而当此种文化发展壮大起来并取代旧文化而居.于社会主流文化的统控地位以后，以前的启蒙性话语开始退场，代之以“权力话语、宗教话语、道统话语”卿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而在这时，人们已经将这一文化的一系列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等内化于自己的文化心理中，以此取得自身合理性存在的依据。这往往容易使人们丧失对该种文化的批判精神和理性自觉，对文化进行批判会被认为不尊重祖宗，不尊重道统，从此文化开始走向神秘化、绝对化和霸权主义，走上了束缚人、奴役人的道路，并最终走向了异化。在这种文化控制下，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了挑战，人丧失了主体性，人害怕拥有自由和承担责任，人由一个行动的反思者变成了一个外在命令的执行者，人甚至失去了超越自身的勇气和力量，人趋向完美、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被阻隔。文化的异化，其实质是人性的异化，是文化背离了人的天性。我国古代的圣人、先贤定礼仪，广教化，其最初的目的是让人民摆脱受自然束缚的愚昧状态，让人们有理性、有道德地生活。在汉以前我国的伦理道德还是自然的、相对的，是一种自然关系的演化，汉代董仲舒等人提出“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根据“天意”编造“三纲”“五常”之说，使儒家所提的伦理道德神秘化、绝对化了，伦理纲常也就成了一种“绝对命令”，成了人们遵从的文化道统和“精神皇帝”，而人成了文化的附庸和傀儡，并最终走向异化。西方中世纪处在神权的黑暗统治之下，神道取代了人道，人性泯灭。自然科学以帮助人们摆脱神权的救世主身份，推翻了这一宗教神统，帮助人们摆脱了中世纪的愚昧、无知和偏见，解放了人的天性。但是，随着自然科学力量的不断扩张，以牛顿经典力学和数学为标志的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一系列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人们感受到自然科学的泛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无不将这一人类的灾难看成是人性泯灭的悲剧。历史地看，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繁荣起来，是因为它以人为价值主体，并顺应人的天性，而当它背离人的天性，忽视人的主体价值之时，也就是它开始走向僵化、衰亡之时。文化的异化最终带来的是人的异化，文化危机其实质就是人性的危机，人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