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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后的王晓明,蓦然发现原有的知识结构、仅仅局限于文学之内的批评分析,无法解释上述问题,他再度陷入无所适从的彷徨与看不清现实的绝望之中。他是这样描述今天的中国所经历的几个不同的变化的:“新崛起的‘权力——资本’势力日甚一日地蚕食和掠夺社会,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沦为改革的牺牲品;全球化的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转型依然持续;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似乎有明显的改善,另一部分地区却开始承受全方位的经济状况恶化甚至破产……”“无疑,这种状况是让人沮丧的。面对绝望,一方面,王晓明用“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来表明他的态度,这跟鲁迅“绝望的反抗”有着近似的内涵,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避免失败还在绝望处坚守的人世态度,这就是他为什么转入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认为惟有打破原有的知识格局,采取一种更开阔的视野看待现实,用更为综合的办法(可以是人类学、社会学,也可以是心理学、政治学)分析问题,才能批判性地深人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而这正是文化研究的最大特点。
无可否认,王晓明有着很好的艺术感觉,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他自己也曾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最愿做的事情就是分析小说,写那种具体作品分析的文章”,“从内心来说,我对那种从容安静的书斋生活,又真是非常神往”。面对自己得心应手并且取得极大成就的研究领域,面对自己其实渴望宁静的内心,面对师长、同辈和朋友对自己偏离文学的质疑,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进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这个词语越来越遭人忌讳,很多人已不愿意再以这个“过时”的名词称呼自己的年代,他还是以知识分子自居,他非常赞同萨依德对知识分子的信念:“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能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既能成功地达到那个境界,而且也成功地保持警觉、扎实——任何感到这种欣喜的人,将体会到那种融合是何等的稀罕。但要达到这种境界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和权威来引导之间作出选择。”简单一点说,知识分子永远站在主流的对立面,永远站在“边缘”和“弱势”群体的一边,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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