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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商业集群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2017-06-15 01:06 　　

　　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社会资本缺乏，而社会资本培育和积累的主要途径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在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充分互动。商业集群由于入群门槛低、内部高度竞争性和开放性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培育和积累的首要阵地。在商业集群和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中以商业集群所带动的少数民族特色产品产业化经营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商业集群；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Abstract: The root cause of lag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is lacking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main channel of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is the micro-economic roles’ full interaction in a free economy. Due to the low entrance barriers, internal highly competitive and openness, business clusters become the primary position of nurturing and accumulating social capital of minority areas. Finally, with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usiness clusters and social capital, specific product industrialization business of minority areas driven by the business clusters can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business clusters; minority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其现实成效和理论成果并不突出。目前，“老、少、边、穷”仍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代名词。据国家统计局对不同类型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丘陵地区贫困发生率为7.1%，革命老区为7.7%，平原地区为7%，山区为10.11%，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11.4%。据国家民委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分析，2004年末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 245.6万人（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占全国47.7%，2003年占45%，2004年占的比例上升了2.7个百分点。［1］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或者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也仅停留在“前科学阶段”（邓艾、李辉，2005）。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近20年2 000余篇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核心期刊）发现，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视角主要为［2］：（1）运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方法，重点研究地区差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对策，其特点是以地区为基本单元，侧重宏观经济变量，不深究民族因素（陈栋生等，1996；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2000），大部分文献为这一类；（2）运用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重点研究地区差距与社会稳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研究特点是以地区为基本单元，重视民族政治因素（王绍光等，1999）；（3）运用民族学和经济学综合的方法研究民族经济学的特点和规律，其特点是以民族为基本单元；研究不同层次民族经济（施正一，2001；李竹青等，1998）；（4）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重点研究“工业后发展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特点是以民族为基本单元，重视民族文化因素（陈德庆，1994）；（5）综合运用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民族经济社会特点、发展变迁模式，其特点是强调实地调查，重视民族文化因素（潘乃谷等，2000；马戎等，1999）。其中，第一种研究视角影响最大，如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区位劣势明显、资本投入不足、工业基础薄弱等以及所建议的发展旅游产业、民族特色农业产业等措施也得到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采纳和实施。

　　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的思路虽然是正确的，应该是主流，但在运用主流方法的时候不考虑民族文化、制度的特性，或者说只重“共性”而忽视“个性”却也是其致命的软肋。经济发展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Granoverter，1985），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是决定经济效率的根源（North，1976）。因而，本文认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路应该是上面五种视角的综合，在坚持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思路上，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因素）或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作为切入点来寻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突破。
　　
　　二、社会资本缺乏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
　　
　　如果说区位劣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源，那么日本这片贫瘠（资源相当缺乏）而又多灾多难（火山、地震、飓风等）的土地为何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同样，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民族乡的1.8万基诺族人在2000年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又作何解释？笔者认为，不从这些民族特定的文化、制度、规范、习俗等角度（即后面所要分析的社会资本）进行思考是无法解释的。因而，本文指出社会资本缺乏才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真正根源。
　　1．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社会学研究，后经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林南、普特南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遍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尤其在经济学领域应用相当普遍的一种理论框架。目前，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但较多的学者基本认同普特南的定义，即把它理解成“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形式。另外，经济学研究中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内在的粘合剂，包括调节人们之间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以及产生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制度的广义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3］可见，社会资本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具有巨大伸缩弹性的理论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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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果说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硬件”，人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应用软件”，那么社会资本就是经济发展的“系统软件”。社会资本的存在促进了人力资本、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的协调和结合，增进了它们的利用效率。社会资本是凝聚社会各方面的黏合剂，没有它，就不会有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发展。［3］ North等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成果证明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制度框架。［4］ Olson教授指出，低收入国家尽管拥有较优的自然资源禀赋，但是不能从投资、化、自由贸易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缺少保证合同公平执行的制度和保护产权的长期制度，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被分利集团误导。而大力培育社会资本可以通过降低分利集团的排他性，增强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合理性来促进经济发展。［5］同时，学者们通过对东亚奇迹、硅谷之谜、意大利金融业、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等案例的比较研究得出社会资本能成功解释具有相似土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禀赋的国家、地区、组织之间经济绩效迥异的现象。总之，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改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社会资本则通过制度、司法体制、政府在组织生产中的角色来影响宏观经济的业绩。
　　2．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缺乏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福山指出，中国是一个缺乏普遍信任（基于契约的信任）但特殊信任（基于人格的信任）又相当发达的低社会资本国家。［6］不过，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机制、观念的普及，我国总体（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资本积累有了较大提高。然而，居住在内陆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改革相对滞后，市场机制的影响相当有限，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大大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下面，笔者根据社会资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内涵［7］（Brown，2000）来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缺乏的表现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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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入自我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这种分析主要讨论个体通过包括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潜力（科尔曼、波茨和、林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性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强烈的小农意识，“小富即安”意识，再加上所受教育程度较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一方面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其社会交往范围有限，能接触到真正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更为有限。因而，少数民族地区居民通过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潜力普遍缺乏。一方面，“井里之蛙”式的自我满足使其缺乏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严重的社会资源制约（其中资本制约是关键）使部分“有识之士”也只能“壮志不能酬”。于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无鸡无蛋”的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为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如博特的结构洞理论等）。少数民族地区个体的资源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如果多个有限的个体资源结合起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也能摆脱“无鸡无蛋”的局面，但这种理性的选择为何没有出现呢？笔者认为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密切相关。资源的结合一方面可以是正式的契约，但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维护契约的第三方治理（主要指政府、法院及仲裁机构等）自身落后，再加上民众不了解，不信任，或实施成本太高。正式契约往往只是个体之间整合资源的被迫选择。少数民族地区个体之间更普遍地以基于人格信任的方式整合资源，而人格信任的家族性、熟人性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个体社会资本相当有限和熟人之间资源具有同质性的影响下再次回到了“无鸡无蛋”的局面。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嵌入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嵌入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它关注的是前面所提到的制度因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North）和“总和的社会资本”（Olson）。既然“无鸡无蛋”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无法走出低水平恶性循环的陷阱，那为何不采用“借鸡生蛋”的方式打破僵局呢？这也正是很多学者给政府所提的建议，如加大政府投入，鼓励和吸引外资投入。可现实是一方面“鸡”不愿进入，另一方面是即使进入了也不“下蛋”。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总的投资“软环境”太差。如较为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政府的服务意识、人们的商业意识、企业家精神、法律意识、团队意识、意识、诚信意识等相当缺乏，致使外部资源“望而却步”，或者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苦苦挣扎”，难以成长壮大。
　　因而，社会资本缺乏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源，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培育社会资本是关键。
　　
　　三、商业集群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培育
　　
　　一般说来，产业集群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社会资本又能促进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张其仔，1997）。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商业集群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培育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社会资本本身的开放性使起着与外界联系的桥梁、窗口作用的商业成为首选；其次，商业进入壁垒较低也使初始社会资本有限的个体进入商业集群，培育社会资本成为可能。
　　1．商业集群的基本特征
　　商业集群又称为市场群落，它是中小商业企业在空间上聚集经营的组织形式。批发零售市场(商品交易市场)、集贸市场、商业街、饮食街、夜市等都是商业集群的具体形态。［8］从集群类型来看，商业集群属于水平型的产业集群，即由经营同类商品、互补产品或相关产品的企业集聚形成。商业集群对现代都市、特色商品集散地、产业园区的成长与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一般而言，商业集群具有以下特点：（1）群内企业之间竞争相当激烈，各市场参与主体市场意识得到极大提升；（2）群内企业之间长期在特定区域内进行竞争，他们之间是一种长期重复博弈关系，进而企业之间不仅仅是竞争关系，信任与合作趋势也明显增强；（3）商业集群直接与广大消费者接触，能迅速了解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和挖掘潜在需求，企业创新意识增强，地区经济活力明显；（4）群内企业之间的知识和信息的外溢性。信息的流动是按距离衰减的，所以知识在当地的传播要比远距离流动更容易。商业集群有利于企业之间关于消费者需求、产品供给信息等共享和经营模式的互相模仿；（5）大量商业企业集聚，广告宣传集中释放，在单个企业广告费用一定的情况下，更大程度地刺激了消费者的需求，也易于形成整体品牌优势和区位商业优势，进而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吸附能力。除此之外，商业集群还有利于节约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等。
　　2．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集群内的社会资本培育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民族的特色资源，如民族工艺品、民族特色食品、民族特色农产品以及民族文艺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而，少数民族地区走特色经济之路是明智的选择。然而，要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首先须让外界了解、认可少数民族的特色产品，而商业集群就是这样的一个窗口。但仅仅让外界了解和认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产品是不够的，必须形成能使特色产品产业化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培育首先应该在也可以在商业集群内得以进行。下面，笔者同样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析商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培育。
　　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包括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潜力。在商业集群中，由于竞争激烈，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具有强大的积累社会资本的压力和动力。他会积极地寻求和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包括供应商、竞争者、顾客、广告商、新闻界、公众、政府等。起初，个体利用可抵押的实物资本投资作为其构建和动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起点，进而由于商业集群本身的相对稳定性，群内成员之间的近距离频繁交往，彼此之间逐渐建立起信任关系。随着彼此信任程度的提高及个体自身信誉的积累，个体动用自己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商业集群本身的扩张，入群企业的增多，还会吸引一些金融机构、风险资本投资者以及其他服务中介机构进入，并主动与群内成员建立关系，为群内成员动用社会网络资源提供极大便利。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创造财富的欲望得到膨胀，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意识进一步增强，商业集群也就成了少数民族地区个体社会资本培育的温床和企业家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指推动个体、企业、组织之间协调行动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因素。由于商业集群内部之间的长期重复博弈特性，彼此之间频繁的交互作用，有利于彼此识别和抑制对方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以提高相互之间的信任。具体来说，识别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有以下途径：一是依靠对方过去积累的行为记录来判断其未来的行为选择，从而预测其潜在的机会主义可能性；二是根据与合作伙伴先前的合作经验来判断其机会主义意图；［9］三是随着集群融合程度的提高，彼此之间的依赖性或者说彼此之间资产的相互专用性空前增强，进而抑制了个体的机会主义动机。同时，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将损害自身声誉，导致个体调动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减弱，个体也会自我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于是，商业集群由于其内部的这种相互制衡，一方面，使彼此的信任、合作和协调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稳定合作关系和规范竞争（尤其是对新进入者）的需要，集群内会自发形成一些规范，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同时也会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正式制度。并且，这些规范与习俗最终会随着各自的社会网络得以扩散，进而使其影响扩展到集群之外，甚至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值得一提的是集群内部产生的信任是与完全基于人格的信任不同的存在理性算计（Williamson，1985）的普遍信任。这种由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过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积累是关键的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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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的社会资本被界定为社会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内在的黏合剂，是影响人们行为的规范和价值观及其产生这些价值观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司法体制、公民自由及其所影响下的各种意识。宏观社会资本全方位地影响着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其培育需要较长的时间。张维迎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其中，商业集群就是诱致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和载体。商业集群是外界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窗口，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向其他社会资本较高地区的桥梁。目前，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实现了与我国其他地区相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建立了相似的各种正式制度，但是由于非正式制度远远落后，导致了各种正式制度难以发挥其效用。而商业集群正是诱致这种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桥头堡。群内成员经常与外地顾客交往，尤其在与大客户交往的情况下，其各种意识和价值观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商业集群本身的高度竞争性、高度市场化也将促使商业意识、企业家精神、法律意识、团队意识、意识、诚信意识、政府服务意识的产生。同样，群内成员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促进了宏观社会资本在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拓展。
　　
　　四、以商业集群与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培育社会资本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首要任务，而商业集群自身的特征使其成为培育少
　　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桥头堡，但它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全部。通过商业集群来诱致社会资本积累，在社会资本和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中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产业化才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出路。
　　1．基本思路
　　从比较优势原理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应该走特色经济之路。而要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实力，真正解决当地居民贫困和问题，必须实现产业化经营。目前，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特色经济产业化经营的是资本和（经营）主体缺乏，但这仍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本文认为抑制资本积累、流入和激情的“软环境”——社会资本缺乏才是真正的根源。笔者认为，理清以下思路（图1）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图中虚线表示潜移默化的间接作用，实线表示直接的联系。如图所示，本文提出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本思路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目标，社会资本培育是核心，商业集群是起点，商业集群与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是关键，以商业集群带动的特色经济产业化经营是手段，集群发展是基本方式。
　　2．具体建议
　　怎样才能实现社会资本与商业集群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以下建议可供参考。
　　（1）政府筑巢引凤，引导培育民族特色产品的商业集群。商业集群按其形成方式可以分为诱致生成形、引导培育形和强制培育形。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落后，一方面表现为商业经营环境差和经营分散，另一方面表现为商业经营主体市场意识淡薄，流通渠道不畅。而且，经营领域主要为日常消费用品，服务对象为周边居民。而对民族特色产品的对外销售的经营者较少（旅游景点针对游客的销售商除外）。换句话说，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仅仅起着“流入”但不“流出”的功能。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缺乏，靠诱致（自发）形成民族特色产品商业集群需要很长时间。因而，政府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引导、甚至强制培育民族特色产品商业集群是必须的选择。如凤凰古城内的民族工艺品步行街就是一种形式。但政府在引导培育商业集群时，要防止经营户简单的“扎堆”或“拉郎配”现象。而主要通过对入群企业采用相关优惠政策、降低入群门槛的方式，吸引民族特色产品经营者、金融服务机构、中介机构等成批进入，并同时提供相应的公共资源和便利的政府服务。一方面，防止出现恶性竞争、柠檬市场，耗竭集群优势；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协助商业集群发挥其区域品牌效应、与外界交流的窗口和桥梁效应。如政府可以通过电视台、旅游局、政府网站、民族特色产品博览会等途径加以宣传。在民族特色产品商业集群能够获得较大的集群租的情况下，商业集群通过自我强化机制，一方面使群内社会资本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企业入群，使集群规模进一步扩张，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最终实现商业集群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政府牵线搭桥，走“前店后厂”的民族特色产品产业化发展道路。民族特色产品商业集群由于其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增强，从而对市场需求的创造和吸附能力也将大大增强。如义乌小商品城。同时，群内经营者的社会资本得到极大提高，具有相当的动用社会网络资源的潜力。在创造财富欲望膨胀的情况下，经营者有实现后向一体化的动机，此时，政府一方面应鼓励这些群内经营者创办民族特色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也应牵线搭桥使原有生产者与群内经营者良好对接，实现“前店后厂”式经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民族特色产品手工制作的特性（如湘西的蜡染、古丈毛尖等），如果实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就会降低其价值，这样的产业实行家庭分包的“村”、“镇”的集群发展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且较现实的选择。它不仅使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而且使更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从民族特色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中受益。可以说，民族特色产品商业集群主要起着积累初始社会资本、吸附市场需求、“流出”民族特色产品、带动民族特色产品产业化经营的作用。在这个“火车头”的牵引下带动少数民族特色经济这辆列车徐徐前进，但其前进的速度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积累速度。
　　（3）政府积极倡导，多渠道地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含义，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商业集群只是一种较快捷的通过外部冲击、内部激烈竞争方式培育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途径。虽然，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群内经营者的社会网络得以拓展，但对于社会资本相当缺乏又急需谋求经济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仅仅通过这条途径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通过多渠道积极倡导和培育社会资本，如在教育中强调诚信意识、商业意识、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合作意识、市场意识等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通过不断地进行改革，引进和吸收社会资本较高地区的各种制度、规范等。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只是加速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的辅助途径。社会资本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得以实现。总之，社会资本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系统软件”、“兴奋剂”和“黏合剂”，加速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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