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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1）(2)

2017-08-30 05:33

对于清代中期以来人口的研究，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奠定了基础，不过何没有对18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进行估算。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研究与何柄棣的结论基本没有差异。不同处在于：珀对1850年以后的人口数进行了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从清代至共和国早期相对完整的人口数据。[8]珀氏认为，中国的人口在经历了清代早期到中期的快速增长后，为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所挫。到了1913年，中国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本文第一作者曹树基以“自下而上”的方法对14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大体上代表了中国学者新近的学术成就。[9]在过去，学者们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对全国性整体资料的阅读，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鸟瞰中国人口。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最早展示了从基层开始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可能性。通过对清《户部清册》所载县级数据的仔细审读，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10]施的著作给我们以启示：认识中国历史人口的最好方法是首先和重建每一县的户口数，尔后逐府逐省，乃至全国。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本文第一作者在过去几年里研读了中央政府的多种人口、3000多种县志、府志和省志以及100多种时人的著述和笔记，以“府”为基本单位完成了从明代到民国初年的人口计算。[11]这一计算使我们有可能从资料中认识一个辖区较少改动的地域内人口的连续和变化。从研究角度来看，府一级的历史资料比县一级的要完整。

尽管如图1所示，曹氏和珀氏有着接近于平行的人口增长曲线，但由于对资料的使用和估算的方法的不同，它们的可靠性完全不一样。曹的研究显示，在1850-77年间，由于太平天国造反、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年间的北方大旱灾，中国损失了1.18亿人口。[12]这一认识也为其他人口史学者的研究所大体验证。葛剑雄、路遇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太平天国造反直接导致了7000万人口的死亡。[13]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令人惊讶的是，在李中清等学者那里，“中国的人口却从18世纪初开始了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14]雷伟力和王国斌虽然不承认19世纪中期农民战争和灾荒导致了死亡率的大量上升和人口的下降，但如表1和图1 所示，他们至少意识到了中国人口在1850年至190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而在李中清和王丰的数据和曲线里，185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却平稳上升。

很明显，李中清等有意使资料符合于他们理论阐述的需要。雷伟力和王国斌在他们对清代人口研究论文中采用了麦克伊维第和钟斯（Colin McEvedy, Richard Jones）的中国人口数据。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这套数据，但认为麦—钟数据提供了每50年为一期的人口间隔，方便与欧洲的人口史作比较。然而他们对麦—钟数据的使用却存在着错误。首先，麦—钟在数据图上清楚地标出中国的人口在1850年是4.2亿，在1870年是4.0亿，在1900年是4.5亿。但拉和王把1850-1900年整个地视为一个人口上升阶段，没有指出1850-70年间的下降。其次，麦—钟清楚地注明他们明代以来的中国人口数据来自于何炳棣的著作，而雷和王正是因为感到何的著作不够可靠而采用了麦—钟的数据，却没有审视麦—钟数据的出处。[15]在这些错误之下，雷和王对清代中国人口史的整个讨论不具备可以信赖的前提。

李中清和王丰对资料的使用同样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引用其他学者的著作却不完全转述别人的研究成果。李和王的人口数据综合自于何炳棣、杜兰德（John Durand）、席兰（Peter Schran）、以及赵文林和谢淑君的著作。然而，这些学者的清代人口史知识基本上全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官方记载，他们的著作全需修正。何的著作，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珀金斯所指出，重点在于中国历史人口的制度和术语，而不在于人口数量本身的准确性。[16]赵和谢主要是对官方数据进行重新解释，但对1741年前的清人口，他们把财政意义上的纳税单位“丁”数错误地视为“户”数；而对民国元年的人口，正如葛剑雄等指出，他们“在并无意义的陈长衡（民国的人口学者）修正数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修正”。[17]杜氏对官方资料中的新疆、甘肃、福建、和的人口做了些调整，但他对清代整个人口的估计与何基本没有区别。[18]席氏只是依据何、珀、刘大中、叶孔嘉、卜凯等人的数据对1850年后的中国人口进行推算，但对这些数据本身的可靠性没有自己的任何认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