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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1）(3)

2017-08-30 05:33

从这几位学者的著作中，我们无法得出1850年以后中国人口处于持续性增长的结论。相反，何、赵和谢都讨论过1850年后农民战争和灾荒对中国许多地区人口所造成的影响。杜氏则放弃对1850年后中国人口的讨论，因为他认为在此之后太平天国和灾荒对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中央政府不再能够从各省征集人口资料，官方的记录不再具有性。惟有席氏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人口所造成的损失不如以往学者所估计的那样大。由于他根本没有看到太平天国之后还有光绪大灾，他对既往学者成果批评的本身就值得批评。

李中清和王丰使用这些学者的数据，却无视这些学者对数据可靠性的告诫，把他们对战争和灾荒影响的讨论整个排除在外。如此，李和王便告诉了我们一段他们所需要的1700-1950年的中国人口史，在这基础上再从微观人口角度证明中国的一贯已婚低生育率。李和王对战争和灾难的故意无视或许有助于摧毁“马尔萨斯神话”，但却无疑会导致对清中期以来中国人口历史的全面误读，在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光绪大旱灾以及其它战争和灾难中不幸而死去的中国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完全没有人口统计学的意义[20]。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对清中期开始的人口变动及其相关因素解释的可靠性。

二、 微观人口史：生育率和死亡率
三、
人口学家们认为，人口体系（Demographic Regime）决定着一个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的增长。在传统社会里，人口体系具有高生育率（Fertility）和高死亡率（Mortality）特征；在社会里，人口体系呈现为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于一个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过程，其中生育率和死亡率两者可能同时呈现下降的趋势，也有可能是生育率或死亡率先开始下降。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从1970年代起，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的一批学者利用美国农业学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1929-1931为研究土地利用在做的调查，对其中比较完备的资料做了人口学的数学处理。他们研究了16个省份、119个地区、46601个农民家庭和202617名人口，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中国农村的婚姻为普遍性早婚：平均初婚年龄女性为17.5岁，男性为21.3岁；只有1‰的女性和3‰的男性从未结婚。第二，按人口学的女性分年龄组，中国的已婚生育率（Marital Fertility）很低：一个妇女从结婚起到50岁为止平均生育5.5个孩子，其生育率比传统的西欧或其他处于生育率（Natural Fertility）状态之下的社会要低35%。溺婴、可能还有长哺乳期、减低的性行为频率和生育控制措施导致了低已婚生育率。第三，中国有着很高的死亡率：15岁以下人口的存活率只有其它社会的50%；溺婴造成了年幼人口的高比例死亡和中国整个人口的高死亡率。按普林斯顿学者们的见解，在这种低已婚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体系下，中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几乎可以平衡生育率，从而导致了一个长期、缓慢、稳定的人口增长规模。因此，中国1930年代初的人口不可能由一个突然或爆炸式的增长而来。可以反推，中国19世纪甚至18世纪也有着同样或近似的人口体系。[21]如果转换到本文的讨论中来，在普林斯顿学者们所描绘的农村人口体系下，中国18-20世纪的人口应该是沿着李中清-王丰曲线增长，而不是珀金斯或曹树基曲线。
普林斯顿学者见解在1980年代受到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沃尔夫（Arthur Wolf）等一些人类学家的挑战，引起了一场至今尚未终结的中国微观人口史的辩论。沃尔夫认为：卜凯的调查存在疏漏，其资料不能作为研究人口的严谨依据。沃根据自己对580名生于1896-1927年中国妇女的回顾性访谈，并重新计算了卜凯的资料，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为7.5个孩子。沃并对生育率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解释：中国普遍的早婚，包括童养媳制，正是从婚姻习惯上表达了尽早尽量多生孩子的愿望。但普林斯顿的学者寇尔(Ansley Coale)则以24岁的平均寿命和300‰的婴儿死亡率为基准对资料重新进行计算，认为已婚生育率最多只能达到5.78个孩子。而童养媳制在寇看来，正是使夫妇双方失去性吸引、从而制约生育率的手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