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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ＧＤＰ”与中国环境会计制度

2017-09-26 05:01 一、“绿色ＧＤＰ”的国际背景

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为政府对国家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Ｈ Ｗ 阿恩特,1997)。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使用ＧＤＰ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ＧＤＰ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的指标,即“真实ＧＤ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ＧＤＰ”,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绿色ＧＤＰ”=传统ＧＤＰ-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由于ＧＤＰ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和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能加以辨识。因此,ＧＤＰ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从社会角度看,ＧＤＰ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ＧＤＰ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ＧＤＰ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而提高它的价值,而高收入者,却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上述表明,ＧＤＰ作为测量国家财富指标的缺陷很多,并不能真正地表达全球或区域国家的发展。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世界资源报告》(1996～1997)中指出,1950～1997年,全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但是与此同时,全球木材使用量增加了8倍,纸张消耗增加了6倍,鱼捕捞量增加了3倍,化石燃料增加了5 5倍。至于空气、水的污染,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报告》指出“不幸的事实是,随着经济增长仍在全世界的继续,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不但不能保持,并且有更快速度的恶化。”这使得世界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越来越紧张的关系。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如何构建以“绿色ＧＤＰ”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ＥＲＩ),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6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1972);1972年托宾(ＪａｍｅｓＴｏｂｉｎ)和诺德豪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ｏｒｄｈａｕｓ)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Ｎ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ＧＤＰ中扣除;同时,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ＧＤＰ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ＧＤＰ的一半。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Ｎ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这些改善经费必须从ＧＤＰ中扣除。按此计算,日本政府当时虽然ＧＤＰ年增长8 5%,但是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 8%的增长率。1989年卢佩托等(ＲｏｂｅｒＲｅｐｅｔｏｏ)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Ｎｅ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按他们设计的指标进行计算,印尼从1971年到1984年间,虽然ＧＤＰ的增长率为7 1%,但是扣除由于因石油耗损、木材减少,以及由于伐木引起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后,实际增长只是4 8%。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ＨｅｒｍａｎＤａｌｙ)和科布(ＪｏｈｎＢ.Ｃｏｂｂ)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该指标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犯罪率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加明晰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能算作是对经济的贡献。按此计算,澳大利亚从1950年到1996年间,实际增长率只有官方公布ＧＤＰ增长率的70%。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从而使“财富”概念超越了传统范式所赋予的内涵。“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牛文元,1997),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应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拥有的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特别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真实储蓄率”指标,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判据。世界银行副行长塞拉杰尔汀说:“真实储蓄率既抓住了财富现实衡量的本质内涵,也着眼于用真实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去衡量财富的长远后果。”1996年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人提出了“生态印迹”度量指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产土地面积。世界按60亿人口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仅为2 3ｈｍ2;地球承载能力1 8ｈｍ2。如果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留出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地球上其它3000万个物种的话,则人均生态足迹是2ｈｍ2。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超过了全球承载力的30%,人类在耗竭自然资产存量。1997年Ｃｏｎｓｔａｎｚａ和ｌｕｂｃｈｅｎｃｏ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ＥＳＩ)。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种类型(世界资源研究所,1997),把全球生态系统共分20个生物群落区,由此,他们计算了“生态服务”价值与全球国民产生总值(ＧＤＰ)之间比例关系(1∶1 18)。该指标体系的提出,对更加深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