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广告中大众消费偶像批评解析(2)
2014-07-17 01:09
导读:在现实的广告中,大大小小的明星们走上台前,像消费者推荐各型各状的产品或服务。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是惊人的。广告利用的也正是这一点。而
在现实的广告中,大大小小的明星们走上台前,像消费者推荐各型各状的产品或服务。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是惊人的。广告利用的也正是这一点。而正当消费主义流行的时代,广告广告宣传的不再是艰苦奋斗努力进取,而是谁比谁更会消费,谁的消费水平更高。各类消费偶像们出现在电视广告中、平面广告、候车亭广告、巨型路牌广告中,无时无刻在提醒着消费者:这就是你们应该拥有的产品,你们应该拥有的生活。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生活观念引发了不同专家学者的争议。如经济学家John. K. Galbraith以为,广告在产业化的社会里承担了鼓励消费的功能,没有广告这种刺激需要的大众化和艺术化劝说,不断富庶的社会就不能使人们从商品丰富中获得好处,人们没有需要的压力就不愿花钱购买更多的商品,结果是由于缺乏消费欲看,产业化系统就难以维系。有些支持者则以为,夸大物质拥有并不排斥心智的、精神的的价值,消费者在满足基本需要后,就会对更高层次的目标更感爱好,就会超越物质占有的目的,这时,消费者购买昂贵的音响系统不仅仅是为了物质的炫耀和占有,更是为了享受
音乐。
以经济为名,看似有一定道理,明星代言广告,商家寻找明显做代言,毫无疑问都是一个“利”字当头。而这些消费偶像所示范的,所推荐的,所展示的世界,对大众来说究竟是在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在强加或者潜移默化大众的物质至上观念呢?鲍德里亚以为现今的媒介创造了一种“仿真文化”,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真实甚至超过了真实,广告中的世界映射到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它削弱了人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理性,催生了人的虚假需求,使人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人”。为此,有批判学者以为,“广告负责将产业产品的符号特征和消费者的多种需求联系起来。广告的影响比
政治宣传灵活,但其阴险的行为与政治宣传性质和同私人生活的目标不是由个体自主树立的,而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由外界强加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3 “消费偶像”时代的广告尴尬
基于对明星公信力的信任,很多普通消费者会把明星在广告中推荐使用的产品作为自己选择药品、美容产品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的重要依据。而明星在选择广告代言时似乎很少真正往考察产品的可靠性,一大批名人被卷进“虚假”、“误导”广告的旋风,被推上伦理道德的封口浪尖,乃至被诉诸法律手段遭到起诉的也不在少数。在这样一个“消费偶像”盛行的年代,广告无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从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说起。重庆一位75岁的黄婆婆,曾购买了3袋三鹿奶粉,服用后感觉身体不适。她的况律师表示,黄婆婆不仅要起诉三鹿公司,还可起诉为三鹿代言广告的邓婕,由于,假如不是邓婕的明星效应,很多人不会往买三鹿奶粉。不只邓婕,近年来,涉嫌官司的明星可谓不胜枚举:唐国强、解晓东作北京新兴医院形象大使,高喊“不孕不育找新兴”;刘嘉玲为倾销SK-Ⅱ,言之凿凿“细纹及皱纹明显减少47%,证实肌肤年轻12岁”;濮存昕拿儿子“变聪明了”说事——“我儿子就喝哈药六厂的新盖中钙口服液”;赵雅芝为静心口服液宣称“自己人过中年仍魅力不减的原因是服用了静心口服液”;蒋雯丽信誓旦旦为安必信脂肪运动机所言“生完宝宝身材依旧完美”;陈小艺代言三精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而对其儿子说“笨熊,喝”等等,都无一例外惹得官司上身。不妨再举几例:号称“冬天有汰渍,天天吃火锅”的著名笑星郭冬临的夸大的宣传让他自己成了被告;专业“皇阿玛”张铁林宣传的参龟固本酒被一老太太饮用后发现效果不佳,于是将其告上法庭;当红相声演员郭德纲也因代言“躲秘排油茶”被消费者告上法庭;葛优代言的 “亿霖造林”更是被定性为“北京迄今为止最大的传销案”。诸如此类的事件频频发生,几成常态。 由此可见,当前社会,“消费偶像”引发了一系列的广告尴尬。很多消费者因此上当吃亏。结果如何呢?明星们依然继续代言各种各样的广告,各类诉讼都以“不成立”不了了之。明星名人们依然逍远安闲,消费者却是有苦难讨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