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营销(3)
2015-08-27 01:01
导读：需要指出的是，博弈均衡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即制度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营销行为是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的函数，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就会诱导出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博弈均衡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即制度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营销行为是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的函数，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就会诱导出什么样的营销行为。例如，宏观营销制度的设计，就是要使企业与政府机构的博弈趋向社会福利与企业绩效相统一的最大化目标。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维中，企业博弈过程应当是完全市场化的过程，其过程的结果自然会引导社会福利与企业绩效的最大化。但是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经济的外部性等一系列问题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修正市场失灵的一系列制度及政策是客观必要的。在营销博弈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单纯的营销博弈事实上并不能达成社会福利与企业绩效相统一的最大化目标。
（二）和谐营销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关联
将和谐营销的思想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来考察，我们发现，和谐营销的思想有着深厚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或思想渊源。换言之，和谐营销思想在中国乃至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认同。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想一以贯之，其精萃当以中庸思想为上。兹列其要义如下：
1.中正和谐的道德修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强调的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锤炼，认为先要“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礼记·大学》），说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败坏了，要想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道德修养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庸》里明确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达到中正和谐的道德修养的境界，天地万物便有序运行。 “和”的实质是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中庸被认为是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是不可背离的普遍真理；中庸之道既是效用无涯，又是行之不易。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2.仁爱为本的伦理体系。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在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体系中，奉行的仍然是中庸之道的行为准则。“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所强调的是以仁德、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对待社会，“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义所强调的是合宜、合理地行事、行为。“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礼所强调的是遵守社会制度和秩序。“知者利仁”（《论语·理仁》），智所强调的是洞悉社会规律的智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所强调的是行为过程的诚实守信。
3.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周易》、《老子》、《论语》、《孟子》、《荀子》等古代经典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先贤都把人看作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论语·述而》中就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告子上》中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提出主张的都是合理利用资源、实现生态协调的思想。
中正和谐的道德修养、仁爱为本的伦理体系、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等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诉求，经由
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民族以及各种形式及行为过程的历史积淀，已形成了浩然恢弘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历代商人以及近代以来的企业，大都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形成了颇具中庸特色的商业文化。在基本价值观上，认同“义利兼容，以义取利，义从利生”的理念。此外，形成诸如“以诚待人、以信服人”、“吃苦耐劳、沉稳笃实”、“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一系列做人、经商的伦理道德。例如近代历史上出现的晋商、徽商之所以领袖商界、富甲中华，与他们的和谐营销的思想密切相关。如果说晋商以“朴质务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取胜，徽商则以“贾而好儒，贾儒结合”的理念而腾飞。同样，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各地华裔商人也有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伴随东南亚华人圈的商业崛起，国际上颇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和”在儒商的诠释中就是“和气生财”。事实上，无论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抑或“儒家资本主义”，与和谐营销的思想息息相通，都是中庸思想在商业经营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具体表现。实施和谐营销，实质上就是实施中庸营销，即要求适量、适时、适度、协调、和谐、合理、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实现营销组合的优化，使企业营销活动经常处于最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