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的检讨与重整(2)
2015-02-17 01:17
导读：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一般来说，法治是文明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伴随17、18世
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一般来说，法治是文明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伴随17、18世纪西方的需要的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然而在中国，当权威出现时，正是中国***意识显出弊端，个人魅力权威危害极大时，也许出于义愤或相对不成熟的思考以及西治的成功经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被民众寄予了很大的期看和热情，法律似乎是作为救命稻草而出现的。所以中国法治从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憧憬与梦想，梦想的理由在于：将人们从随意专断的受侵犯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确保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再为领导人的意志而饱经人间的沧桑；让人完全明了，任何人都不可随意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以确保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然而我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却总是疲于保证这种梦想的实现。因而立基于***的反思和西方法治的良好印象就注进中国法治的期待中，与此同时，***的惨痛教训反过来又增加了法治的神话色彩，于是我们便很认真地被引进法治的神秘崇拜中，法治从西方泊来时，我们便把这看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法治能约束政府权力，法治能保障同等、自由与人权，所有人生来就是同等的……相应地，我们的法治仅停留在引介和移植西方理论阶段，但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法治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做出熟悉和评断，因而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中国法治缺乏应有的理论预备。
而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度来说，要实现真正的法治没有理性的代表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法治怎么可能得以真正的践行？于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以对***的义愤或者说革命情结为契机建立起来的法治固然都象革命一样曾经有血有肉，但也注定象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往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而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看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往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法治意味着什么，也就不问可知了，道理仍然很简单：“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愿意服从法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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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上的求同证成与理性的建构——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错位
伴随着法治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中国法治又走上了一条价值上求同和理性建构的不回路，在中国法治的工作者（无论是理论上的工作者还是实践的操纵者）看来，西方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因而中国法治化的价值定向与目标似乎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从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向西方治国方略的转变。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法治现在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未来梦想中的法治演绎成标准的西方法治版，并想当然的从价值上进行求同性证成。关于这个夏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无庸讳言，尽管法治在本世纪里已经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但迄今为止我们在从学理上阐释法治的时候所使用的话语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原理”。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因西方法治先行经验厚积且学术经年，易成文化强势，二、因法治乃人类共求之物，人类社会共通之理，故先知先述，多知多述者遂居语言上风；三、因吾国晚世深重，学人难以从容梳理故旧接应西学，且多患文化失语症，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前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8]然而价值上求同主义的法治又很轻易滋生一种证实什么的倾向，证实我们也能同样的实行法治，但这却隐含着这样一个十分危险的法治陷阱——盲目与想当然。事实上，由于历史、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的土壤中是培植不出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的，因而“中国不可能建成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的法治必然是法治与伦理精神的结合”[9]，法治从来不是
数学，没有标准的一成不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