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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典权特征略考(2)

2015-07-27 01:03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土地的私有制在前世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王朝对于这种私有权予以了法律上的认可，并明确了个人所有权的保护，因而为土地的典卖扫清了障碍。
从现有史料上看，现代意义上的典权制度至少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通典·食货·田制》引《六朝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云：“帖卖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地还，依令听许。”据学者解释，这种帖卖（又作贴卖）是附有赎田条件的买卖。[6]（P219）因而可以以为它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典权所要求的基本特征了。但必须留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对于这种附有回赎条件的买卖，史料上大多不用“典”称之。上文所引之例是以帖卖称之。另又有以质称之的。如《南齐书·陆澄法》载“杨州主簿顾测，以两奴就鲜质钱，鲜死，子日卓 诬为卖券。”这里陆鲜子将质券赖为卖券，企图不让质者回赎。所以可以说这里所讲的质是后代所称的“活卖”。又如《南史·齐宗室·坦之传》云：“．．．　．．．检家孝贫，唯有质钱帖子数百”。胡三省注《通鉴》曰“质钱帖者，以物质钱，钱主给帖与之，以为照验，他日出子本钱收赎。”总之在南北朝时期，这种附有赎回条件的买卖已经兴起，只是在当时鲜有将之以典相当的，所以可以以为南北朝时期的附买回条件的做法是后代典权制度的雏形。[6]
因而史籍上，关于典的最早记载至少可以追溯至西周，而现代意义的典权之雏形则至少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
三、典权制度的
（一）隋唐时期的典权制度
固然隋唐时期是封建发展的壮盛时期。但由于在唐代禁止买卖、典卖、质押土地，直到开元廿五年还曾下令“诸田不得贴赁及质”。因而应当说整个唐代，典卖关系并未盛行于世。[6]（P318-319）
然而，固然唐《田令》有诸田不得贴赁或质的明文。但实际上，永业田，以及后来包括口分田都进进了租佃、抵押、质押的过程。据《旧唐书·宪宗本纪下》载：辛巳，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磨、店展、东坊、园林等，一任贴典货卖。”这里的“一任贴典”就是自由典卖。
在词语的使用上，唐代大多将典、质、当混为一谈。如杜甫的“朝回日日典春衣 ”之中的“典”实应为质。因而有学者才说：“西汉以来，则往往以典代质。”[7]（P433）《后汉书·刘虞传》“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中的典当也应作质当解。这种自西汉始的抵押不分的状况，在唐代更加显然，而且这种抵押不分的做法对后州产生了深远的，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在讨论典权性质时，仍有用益抑或担保的争论。③
之所以会产生抵押不分的情形，一个公道的解释，可能是由于典卖是由质押关系所萌生的。据一份唐代的质押借贷契约记载：[6](P306-307)
显庆四年十仲春二一日，崇化乡人白僧定，于武城乡王才欢边，通取小麦肆百升 ，将王年马地口分部壹亩、夏六年胡麻井部田壹亩，准麦取田。到年不得田耕作者，当还麦肆百升 进王才。租殊百役一仰田主，渠破水溢一仰佃口。两和立契，获指为信。
麦 主 王才欢
贷麦人 白僧定——
知见人 夏尾次
知见人 皇甫
知见人 康口口——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躲 吴震《吐鲁番文书》）
在这份契约中白僧定从王才欢手中借得小麦四斛。因而可以认定此为一借货契约。但王才欢作为债权人可以耕种债务人白僧定的田地，若两年后白僧定不能偿还小麦，则二亩田的耕种权永回王才欢名下。此外，对于这此借麦也未规定利息。显然这种质押借贷关系已经包含了后代的典卖关系。大概正是由于后代所称之典在上是由质所生，因而质、典的分界不甚明了也就不足为奇了。实在，在中国历史上，把典与卖作严格区分才是更为重要的。由于典与卖的区分可以使出典人避免背负出卖租产之“败家”之恶名。但典与质的分界显然就没有这么迫切的压力了。
（二）两宋时期的典权制度
自两宋起，土地的买卖已完全正当化，因而典卖土地至宋代已开始普遍化。这一点可以从陆游：“新冷换典衣”。以及戴复“丝未落车图赎典”的诗句中得以证实。因而对两宋时期典卖关系的应是很有价值的。本文将从三方面对两宋时期有关典权的特点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