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新政”的资本主义特色——谈我国第一

  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

　　这是1858年秋，洪仁玕离别香港前往天京时写的1首诗。诗中充满了日夜响往太平天国的革命激情，表达了他将为这英雄事业纵横驰骋的宏图大志！1859年4月22日他历尽艰险到达了天京，天王洪秀全见到这位“识贯中西”〈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第1692页。〉、间关千里而来的国士，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封为“干天福”〈太平天国后期，在“王”之下，设义、安、福、燕、豫、候6等爵位。〉，5月8日“加封干天义，兼9门主将衔”，11日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并亲笔“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2），第830页。〉。这位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天国后期军师，1登台，就显示出了他那运筹帷幄、超群迈众的才能。他运用从西方学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把东王制度从新议论1回”〈《洪仁玕自述别录之2》，转引自扬州师院编《洪仁玕选集》，第83页。〉，总结太平天国前期的实践。他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太平天国要为“福”于中国，就必须适应时势，跳出国界和农民意识的局限，跟上时玕代前进的步伐，走自上而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暂为失色”的中国“生色”。于是，他在洪秀全的支持和太平天国将士的拥戴下，提出了1整套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施政方略，也是我国第1个近代化方案。

　　　　1、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思想

　　洪仁玕认为，要使“暂为失色”的中国自强起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雄”，就要仿效西方国家建立近代化企业。他非常注重运用政权的作用，“兴宝藏”、办“交通”，开发矿业和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他主张奖给“兴宝藏”者以官职。他说：“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即是说，奖给开发矿藏者以官职，而且在法律上保障开矿的优先权，“有争斗抢夺他人之所先者，准总领及地方官严办，务须设法妥善焉”。

　　要开发矿藏，发展工业，必须发展交通。他提倡兴造“利便轻捷”的火车、汽车，造“坚固轻便捷巧”的轮船、汽船，以便商贾“搭客运货”。为此，他勾画出了1付发展近代铁路、公路交通的兰图。他建议：“先于（全国）2101省，通2101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他说，这样1来，“虽34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

　　要发展近代工矿交通事业，就有1个筹集资金和怎样经营管理的问题。洪仁玕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的基本设想主要有6点：

　　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他认为地下矿藏“虽公共之物，究亦枕近者之福”，应当允许私人投资开采，鼓励“富民”把资财转化为产业资本。凡这样做的，赞之为“善用财帛”者，反之，则斥之为“封建守财奴”。

　　“兴银行”，发纸币。他说，“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银币（粤人俗称纸币为银币）”。他不仅鼓励私人向银行存款，还提倡私人开设银行，“或34富民共请立，或1人请立，均无不可也”。

　　实行雇佣劳动。他反对奴隶劳动，“禁卖子为奴之例”，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代之以雇佣劳动。还主张强迫“游手好闲”的“惰民”“自食其力”，“自养身”。如何“自食其力”呢？“宜令作工，以受其值”。就是把无业游民变为产业工人。

　　允许资本主义剥削。例如，把银行或富民发行纸币的利润率定为千分之3；在采矿工业方面，规定“总领获10分之2，国库获10分之2，采者获10分之6”。

　　保护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专利”。他说：“倘有能造如外帮火轮车”者，“准其自专其利”；“有能造精奇利便”之“器皿技艺”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他还认为鼓励发明创造应以“益民”为原则，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之利”，“器小者赏5年，大者赏10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

　　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发明和制造诸如火车、轮船等“技艺”，不依附私人企业是不可能的。而保障“专利”“自售”，实际上就是鼓励通过自由竞争来推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利用报纸登载“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以便“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扩大商品交流。

　　洪仁玕在上述主张里所反映的经济思想，显然有时代的特点。《天朝田亩制度》里关于废止私人工商业和消灭私有制度的空想被放弃了。在此所要实现的，已经不是1个生产力很低下、没有商品的那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主义社会，而是1个“大利于商贾士民”、以近代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在这里，太平天国不是倒退，而是顺乎经济规律，实行了两个转变：1个是从取消土地、财产私有制的空想到承认和鼓励私人所有制的转变，1个是企图从落后的小农经济变为近代经济的转变。毫无疑问，这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2、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方案

　　洪仁玕“新政”在政治上的主张，1方面是与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相适应的，另1方面是针对当时太平天国政权存在着的封建血污的。从这样两个因素出发，他的政治方案，也就充满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其表现是：

　　“设新闻馆”，把发行报纸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运用新闻和舆论治理社会。他认为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反映“民心公议”，因此报纸“只须实写，勿着1字浮文，倘有沉没书扎、银信及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够起到“收民心公议”的作用，“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

　　设立“暗柜”和“新闻官”。设“暗柜”（即检举和意见箱），可以使群众、下层的意见直达中央，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他建议要选择“性品诚实不阿”的人担任“各省新闻官”。这种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任务是收集各省和各方面的情况，揭露各级官吏的忠奸善恶。这种类似现代的监察、检查机构的制度，可以使“奸者股玕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1念之善，1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

　　“兴乡官”，民主产生地方政权。乡官由群众推举，规定“公义（议）者司其任，以理1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乡官领导乡兵，“乡兵听其铺调”维护社会治安：“日间管理各户，洒扫街渠，以免秽毒伤人，并拿打架、攘窃（者）”；夜间执行巡逻任务，“于该管之地有失，惟守者是问”。

　　“兴士民公会”。即建立民众团体，辅助政府“拯困扶危”，举办“有益于民生”的事业。例如：举办“医院”“学馆”；“兴跛、盲、聋、哑（4疾）院……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兴鳏、寡、孤、独（4民）院……生则教以诗书各法，死则怜而葬之”。洪仁玕把这些事业称为“美举”，并说：“倘民有美举……（天王应）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若无此举，则诏谕宣行，是厚风俗之法也”。

　　改良税收制度，实行会计独立。他建议“兴市镇公司……以司工商水陆关税，每礼拜呈交省、郡、县库存贮，或（为）市镇公务支用”，如官员“有为己私抽者，议法”。还规定“兴省、郡、县钱谷库，以司文武官员俸值公费”，并且明文宣布文武官员的俸值公费按“月报销，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贿1文者，议法”。这些严整财政收支和严禁贪污的措施，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社会的标志之1。

　　这些“设”和“兴”的主张，显然闪烁着民主主义的光芒。不仅是这些，还有极为重要的两条：

　　1是整顿吏治，要求使用具有新思想的官吏。他10分重视“用人”，强调官吏必须忠于自己的使命，即“护国卫民，除奸保良”。他要求各级官吏，要“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乃能稳惬人情”。他还指出：只有具有新思想的人，“始能认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也。否则彼且不能自新，又安知所谓新之者？吾恐彼且谓新不如旧矣，岂易同日而语哉！”他不厌其烦地向天王和广大太平天国将士介绍“各帮大势”，使其思想适应世界发展的趋势，积极效法西方先进国家，“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保证“新政”的推行。同时，他也看到当时革命队伍里存在着“朋党”之弊，提出“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他大声疾呼，不许“结党联盟”，“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他主张明文规定各级官员如若受贿“贪赃”，“审实革职”。并且通令全国，即便是“高官王位”，“倘有私与官职，当律以大辟”。

　　2是反对君主独断。虽然他也宣称“吾主天王受天真命”，但在实际上他认为天王是人，不是神。他提出“自今而后”，1切重大决策“不宜断者”，应由军师、“掌率、6部等议定”，先拿出方案来，这样就“不致自负其咎”。他甚至还提出，“更立1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使天王减少独断。当然，这些距离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还远，但“从他的思想里很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雏形”〈林庆元：《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

　　　　3、带有资产阶级特色的法制主张

　　洪仁玕认为，要治理好1个国家，不能只讲人治，而必须“以法制为先”。他说：“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在他看来，法制是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1个国家政权，如果没有法制，或者法制废弛，就难以存在和发展下去。他认为整饬和加强法制，对太平天国当时而言，是“万不容己之急务也”。

　　怎样才能把法制建立起来呢？洪仁玕认为：1、“立法善”，2、“持法严”，3、要有“贤智”之人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

　　洪仁玕10分重视立法，他强调搞立法的人，对国内外情势，要“无不了然于胸中”，并且能够“推而出之”拿出好的意见来。他认为只有让这样精明干练的人担任立法工作，才能做到“立法善”。他提出立法3原则，即“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在他的所谓“善法”及其3原则中，资产阶级法制的特点表现得非常显明：

　　他推崇英国，认为英国之所以“称最强之帮”，原因就在于“法善也”。他主张仿效英、美之“法”。比如：在政体创设上，主张中央集权和“民心公议”相结合，以“民心公议”的种种方式，推进国家政体的民主化；在经济制度方面，把保护私人投资，保障雇佣劳动，鼓励自由竞争，促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立法的主要宗旨。

　　他主张废弃封建主义的严刑峻法。太平天国沿袭了不少惨毒的封建刑罚，动辄处以死刑，并且除了斩首之外，还有“点天灯”、“5马分尸”等名目的酷刑。洪仁玕认为应当废除这些，实行“善待轻犯”的政策，给犯人以较为人道的待遇；主张通过监督劳动，“修街、渠、道路”，着重教育犯人“改过自新”，并且在刑律中只规定绞死1种死刑。

　　他10分重视审判的法律程序。对审判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他持有近代“无罪假定”的司法观点。《资政新篇》规定：“乡兵……拿打架、攘窃及在旁证见之人到乡官处处决”，即是说，乡官司理民刑案件必须重旁证。同时又规定“妄证者同罪”，实际上是1种对诬陷实行“反坐”的法律。

　　他还主张把宗教条款和“国法”区别开来。他说：拜上帝会的“10款天条，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诸凡国法，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他认为天条属于“治人心”，即思想教育的范畴；而国法则是“治人身”，是为了制止犯罪行为。他反对把两者混为1谈。这在资产阶级法制思想上是1个非常进步的观点。

　　洪仁玕不仅重视立法，更强调执法。他说，“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为了保证法的执行，他提出了以下主张：

　　1、“奉法执法行法的人，有以主之，有以认真耳”。这也就是说，“奉行天法”，要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对那些逆命弄兵、破坏法制的人，要“明正典刑，传示各处，震玕众心”非此不足以保障法制的执行。

　　2、严申法令，“教法兼行”。在他看来，法律作为“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它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要使人们不违法，“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就必须“教法兼行”。他说：“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但同时他也认为，光讲“教”也不行。“教”，“纵有速化”；然而仍有“不鲜顽民，故又当立以刑，以刑刑之”。

　　3、官员必须以身作则，应当成为遵法、持法的模范，“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否则，法立弊生，人将效尤，不致作乱而不己。岂法不善欤？实奉行者毁之尔”。

　　在109世纪510年代，洪仁玕在法制方面的这些基本思想，确实是很进步的。

　　　　4、服务于近代经济、政治的文化思想

　　要发展资本主义，创建以西方为借鉴的资产阶级国家，洪仁玕认为还必须对旧的封建思想和文化进行有力的扫荡，以促进新文化意识的传播，使人们“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

　　首先、他把反对封建神权、封建迷信同促进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结合起来。封建神权、封建迷信不仅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洪仁玕认识了这个问题，清醒的估计到欲发展近代工业，必然会遇到传统迷信的阻力，所以他特别强调要“革阴阳8煞之谬”。他说：“名山利薮，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宝，大有利于民生国用，今乃动言风煞，致宝埋没，不能现用。请各自思之，风水益人乎，抑珍宝益人乎？数千年之疑团，牢而莫破，可不惜哉！”

　　在《英杰归真》里，他更对日时吉凶、支干生克、“求福免祸”等传统迷信进行了精辟的驳斥。他说，“邪神偶像”，本是“有眼不能见，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作，有足不能跑”的“木石泥妖”，“岂木石泥妖能予人以祸福战？”他说“耕田农民拜妖社、妖稷、妖田祖，以求逐蝗虫、免水灾、风调雨顺，5谷丰登，此俗不可耐之见，诚为可笑可怜之极”。他嘲笑那种拜求偶像保丰年的迷信，指出：“工商所奉，杂教所崇，千奇百怪，鬼样邪形”，都不过是骗人吓人的勾当而已。

　　过去，封建统治者大都把阴阳5行说篡改为占卜算命术，在历书里注上吉凶宜忌等迷信说教，向人们灌输封建迷信意识。洪仁玕针对这种情况，在改天历时宣布，“我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颁新历，以彰新化”，“定民志而正农时”。他根据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果断地将旧历书中的“邪说异端”、“荒谬妄诞之谈”，尽行删除。他在《天历序》中，还痛斥了炮制推算占验之术的那些人。他说，“查史册推测占验之术，起于晋之郭璞，诡言得有青囊经，葬卜休咎，荫人祸福。唐之杨松筠踵其弊而增其非，故今之言历数者以此2人为宗。曾亦思郭璞不见富贵，反遭灭族之凶；松筠贫苦江湖，并无安身之地？彼既不能自为趋吉避凶，岂有后人传之而能使人趋吉避凶之理？！”批驳的真是淋漓尽致。

　　洪仁玕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的另1功绩，就是批判封建社会的学风和文风，主张“文以载道”，提倡使用通俗易晓的白话文。他认为要振兴革命事业，必须把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空言假语”、“谗谄赞誉”等等腐败士风，加以清洗。他在《军次实录》中写有1首诗：“诗家多大话，读者喜荒唐。花柳轻浮句，偏私浅嫩肠。熏陶成僻行，习惯变庸常。学业精于择，勉哉性理章”。对空疏、腐朽的文风，大加抨击。他在《戒浮文巧言谕》中，更向合朝内外官员书士宣布，“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况现当开国之际，1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他强调在本章禀奏中，不得“舞文弄笔”，禁止搞“祝寿淫词”，要求做到“实叙其事”，“语语确凿”，“毋庸半字虚浮”，“使人1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真道”。

　　在1百多年前，人们还处在传统迷信的时代，洪仁玕对封建神权、封建迷信以及封建社会的学风、文风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尽管有时他是从上帝教的信仰出发的，然而，对于解放思想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1点，连当时反动学者汪士铎也不得不承认，汪说：“此功不在圣人之下，后世必有知言者”〈汪士铎：《乙丙日记》〉。

　　　　5、服务于近代经济、政治的教育主张

　　洪仁玕按照“扫除故迹而更张之”的革命精神，总结了太平天国教育的实践，制定了《士阶条例》等重要文件，明确宣布太平天国的教育在于造就“才德兼备”的人材，“弦诵之士怀经济，赳桓之士尽腹心”。并且从当时革命战争的特定的政治任务出发，要求这种“才德兼备”的人才“文可兼武”，“武可兼文”，“揆文则足以辅国，奋武则足以诛妖”，也就是说，要造就出能够担当起“诛妖”“辅国”重任的“谋臣战将”。

　　他认为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必须重视“德”与“才”的修养，“德”与“才”要统1在“敬天爱民”之上。所谓“敬天爱民”，就是要忠于太平天国革命。并且认为1个人的“德”和“才”只有在逆境和忧患之中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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