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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禁戏”略论(1)(4)

2013-10-27 01:08 　　三1978：第二个转折
　　许多戏剧界人士都认为，1956-57和1961-62两段时间，是近五十年戏剧史上最为宽松的时期，只可惜它们太过短暂，短暂得让人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宽松气氛所带来的成果。这种宽松终止于1962年底。
　　1962年10月10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央宣传部呈送“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认为当时的“上演剧目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并举一些解放初曾被禁演的剧目又重新上演，像《四郎探母》这出“为投降主义辩护的戏……在许多地方一直演到《回令》”，“曾经清除过的丑恶的舞台形象和低级趣味的表演又有出现”等“值得注意的消极现象”[35]，提出要加强剧目工作，帮助戏剧工作者提高认识。11月22日，中央将这份报告转发各地党委；12月6日，文化部发通知要求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及剧团贯彻执行这份报告，自此，文化部在戏剧领域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它不再像此前那样坚定地致力于维护传统剧目的演出权利。同时这份文件还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将禁演传统剧目的权限，下放到省、市、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
　　如果我们回想起1950年代初文化部曾经将禁戏权限集中在中央，以尽可能减少传统剧目被禁演的可能，就不难明白下放禁戏权限意味着什么。现实很快就为这一新政策给出了答案。如湖北省文化局很快就于1962年底电告省内各地停演连台本戏《孟丽君》，次年2月以正式文件形式报请文化部，文化部于3月28日批复同意（而在此前文化部完全不可能同意禁演像《孟丽君》这样的剧目）；随即，湖北省文化局又责成该省戏曲工作室提出禁演汉剧、楚剧等地方剧种剧目14出，劝告停演6出，这些剧目有一半不在文化部正式公布的26出禁戏之列。[36]而1963年以后，禁演剧目范围继续扩大。1964年，山西省文化局认为此前“一度片面地强调挖掘与继承，而忽视了内容的革新，少数剧团一度又演出了一些未加修改的旧剧目”[37]，因此明文规定禁演各剧种的传统剧目220出。这样一些现象，使得各地禁演传统剧目的规模，有接近于1950年代初期的趋势，而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禁戏不会再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相反则有毛泽东关于戏剧等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38]的批示，作为禁演传统剧目的理论根据。
　　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可以说是继1950年代初的禁戏令之后，出自中央最高层的、有据可查的最重要的禁戏文件。文化部党组3月16日上呈的这份报告希望中央同意“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这个禁戏令与此前文化部禁演26出剧目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它提出的是禁演某一类戏剧作品的上演，而不再是禁演某些具体的剧目；由于决定禁演剧目的权限已经下放给地方政府，各省市闻声而动，纷纷公布了本地的禁演剧目，如陕西省很快就公布了禁演55出鬼戏的通告。这个通知更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使1962年底这个近五十年禁戏史上的分水岭的意义又增添了一层——禁戏的对象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如果说在1962年以前，有关部门在禁戏问题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传统剧目的禁演与开禁上，那么在1963年以后，随着一直致力于推动传统剧目的继承与上演的文化部态度的变化和禁戏权限的下放，禁演传统剧目方面的争论日渐减少，而1950年代以后新创作的剧目开始成为禁演的关注目标。作为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正是1963年这份禁演“鬼戏”的通知。虽然这份禁令也涉及到大量的传统剧目，但它却是主要针对由孟超这位戏剧界资深编剧创作的新剧目《李慧娘》的，它一方面肯定某些有鬼魂出现的传统剧目是“思想内容比较好，表演艺术又较有特色的”，另一方面则指出“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事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39]，必须加以反击，而大量的传统剧目似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中国近五十年的禁戏史，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广阔的中国大陆，除“样板戏”之外的所有戏剧作品都被限制乃至禁止上演。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戏剧最大规模的、也是最成功的禁演，使当代中国的禁戏达到了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高峰。但这些禁演并不能从正式的官方文献中找到确切的材料，它所依据的也只是毛泽东历年来尤其是1966年前后对戏剧工作所作的几条批示，各种权威舆论媒体刊登的批判文章，以及某些当政者兴之所至的表态。像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在戏剧领域的影响，可能要远远超过解放初期的政府禁令。1966年6月，仅仅因为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其中“揭露了周信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湖南省文化局就紧急发文要求全省各文化部门停止购买和使用周信芳等人的唱片。[40]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禁戏情况，迄今没有正式的统计，也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证明这一时期禁戏的实际情况究竟是否达到了执政者所想要达到的效果。我们只能知道，在一些边远地区，仍然有零星的传统剧目演出活动，据笔者所知，在浙江省温州市的山区，以及在福建省莆田、仙游一带的山区，都曾经有因偷演传统剧目而遭受牢狱之灾的艺人，足见传统剧目还没有被完全禁绝。但是这样一些演出既然带有极高的政治风险，也就肯定是非常罕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禁演的剧目也远远不止于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其实，由于传统剧目从196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逐出了舞台，它们受到的批判反而是最少的；而新编历史剧和文革前创作的现代戏则主要是在文革初期遭受批判。文革期间，遭受批判并禁演的剧目，反倒是一些1971年以后创作的新剧目，如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在1974年遭到批判，就是文革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而虽然全国各地由剧团改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普遍以京剧或地方剧移植“革命样板戏”，这样的移植也要经受非常苛刻的检查，不能有丝毫走样，否则也就难免遭到批判与禁演。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里，尤其是1971年以后新创作的剧目，多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时过境迁，也就很少能够上演。1976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体制终告解体。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文革体制仍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革期间遭到批判的那些剧目，尤其是文革前就已经遭禁的传统剧目并没有很快得到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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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5月，京剧《逼上梁山》在北京演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古装戏第一次出现在北京舞台上，《逼上梁山》之所以能破例在北京上演，当然是因为它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此后，在文革中遭受批判的极少数最著名的剧目如《海瑞罢官》、《谢瑶环》，也偶尔在舞台上露面。传统剧目重新回到戏剧舞台的转机，要等到197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1号文件转发了文化部党组《关于逐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的请示报告》，此后，各地恢复上演文革中被禁演的大量传统剧目与创作剧目，才有了政策与法令依据。
　　但是，文革体制的崩溃，使得各地的剧团在中宣部的正式文件下发前，就有可能主动突破文革中流行的观念禁锢，试探性地上演一些传统剧目。早在1977年5月，四川省内江市、达县地区川剧团已经自发地先后上演由昆曲改编的川剧《十五贯》，观众如潮。但因为没有正式的开禁通知，被迫停演，为此，两团上书国务院文化部申诉，次月，文化部艺术局领导小组复电四川省文化局：“内江市川剧团问及《十五贯》能否上演之事，《十五贯》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所肯定的，至于何时开放，中央尚无正式决定和通知。”[41]这一答复的措辞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它足以让两剧团心领神会地继续演出该剧。
　　当然，即使是1978年中宣部1号文件下达后，各地在传统剧目的开放问题上仍然疑虑重重。1978年8月25日，山西省文化局下发“关于加强剧目管理的意见”，小心翼翼地开放了8个“优秀传统剧目”和20个折子戏，以及20个小剧种的传统剧目。[42]湖南省文化局1978年9月19日下文恢复上演8出传统剧目，但同时强调“以上8个剧目，省剧团对其中的某些地方和个别文字已作了一些修改，各地上演时，应以省审定的剧本为准。另外，在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的过程中，各地应注意掌握在整个演出剧目和演出场次的安排上，要努力突出革命现代戏的主导地位。”[43]湖北省委宣传部1978年6月14日发了21号文件，同意省文化局临时党委1978年6月13日呈送的“逐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的请示报告，文件提供了建议恢复上演的备选参考剧目，包括20个京剧剧目，9个汉剧剧目，7个楚剧目剧目；1979年元月4日文化局发文“进一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公布第二批备选参考剧目，计京剧31出，汉剧20出，楚剧17出。但是，文中特别提出，要“加强对上演剧目的管理工作。一定要努力创造条件，在三、五年内逐步做到以上演现代革命题材的剧目为主。”[44]川剧上演传统剧目时是“先在内部演，后来公演不登报，再后登报也不登剧名。三中全会以后，传统戏上演的剧目才逐步扩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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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剧目开放之初，人们对文革还心有余悸，但是传统剧目在所有上演剧目中的份额，还是不可阻遏地以加速度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明显趋势。据当时的剧协负责人赵寻透露，在开放传统剧目3年以后的1980年7月，中国剧协召开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时，传统剧目已经完全占领了戏剧舞台，“79年上半年大多数剧团演出的传统剧目超过了全部演出剧目的半数。下半年的演出剧目大部分都是传统剧目了。今年上半年就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新编历史剧目和现代戏只占百分之几了。”[46]来自各地方参加这次剧目工作座谈会的代表，也出于各自不同的感情取向，陈述了当时传统剧目上演的基本情况，广东代表郭秉箴指出，“自从1977年恢复上演传统剧目以来，传统戏越来越多，现代戏越来越少。今年一至五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共上演传统戏406个，外国戏4个，现代戏34个（其中话剧13个，还有山歌剧、采茶戏等小剧种，因为没有传统戏或有也不多，所以现代戏所占比重仍然较大），文明戏7个。”江苏省代表梁冰则以更形象的语言归纳了1977年以来的3年里剧目演出的情况：“1977年是‘一条腿’——上演剧目基本上是现代戏，甚至下面的剧团演《十五贯》也要请示；1978年是‘两条腿’或‘三并举’——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并立；1979年又变成另外的‘一条腿’——基本上是传统戏。今年以来，仍然以这条腿为主。按我们对上述九个地、市、县（指徐州等4个地区、苏锡常等4个省辖市和常熟县——引者注）专业剧团的调查，今年上半年演出传统戏327个，而现代戏只有22个，约占7%。”[47]至此，可以说1950-60年代被大量禁演的剧目，都已经由各地剧团自动解禁。
　　虽然有关部门从未正式撤消过文化部1957年开放禁戏的通知，但它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确实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因此，针对1978年以后各地纷纷上演传统剧目，其中也包括在1950年代初曾被文化部明令禁演，而在1957年又重新开禁的那部分传统戏剧作品的现象，文化部在1980年6月6日下发《关于制止上演“禁戏”的通知》，重申禁演1950年代初禁演的26出剧目。这一通知显然使中国政府对戏剧的禁令范围，恢复到了1950年代初的水平。但是，这份通知与文化部1950年代初禁戏令的含意，却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文革以后政府公开颁布的唯一一项禁戏法令，它确实是像它在字面上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禁止文中所列的26出剧目上演，而完全没有了1950年代公布这些禁演剧目时具有的限制各地滥禁剧目的含意。如此至关重要的区别，也同样表现在1980年召开的剧目工作座谈会与1950年代中央召开的数次剧目工作会议指导思想的差异上。如果说此前数度召开的剧目会议，几乎都代表并且最后实现了戏曲界人士争取更大剧目选择空间的愿望，那么在传统剧目正获得观众广泛认同的1980年召开的这次会议，多少有些像是为了让戏剧表演领域更顺从官方意志，用更多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剧目，来冲破传统剧目一统天下的局面。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只不过现实发生了变化。经历了1978年的转折之后，传统剧目虽然一度辉煌，却再也没有回到1950年代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传统戏剧虽然未见得会在创作剧目的挑战面前败北，但它确实受到了多种力量极大的挤压，演出空间急剧缩小，甚至连那些禁演剧目也已经失去了它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是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日渐开放，另一方面是传统剧目上演的减少，这两方面的趋势使得像1950年代出现过的民众娱乐需求与当局政治理念之间的冲突大大缓和了。因此，除了组织剧作家创作更多的新作，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评奖机制诱导剧团演出新创作剧目以外，政府已经很少有必要关注禁演传统剧目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在1980年代初，像话剧《骗子》和豫剧《谎祸》等作品仍然因受到舆论的一致批评（这种批评的政治背景是不言而喻的），不得不在实际上停止上演，但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剧目往往在创作过程中就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有可能遭受禁演的剧目尚在襁褓中就有可能已经夭折，待上演后再遭禁演的现象，也就反而趋于减少。当然，以这种形式减少对戏剧作品的禁令，并不意味着戏剧政策与环境趋于宽松，也许恰恰相反。
　　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来，各地的禁演剧目，确实已经被局限于文化部1950年代初公布的26出之内。1950年代戏曲改进委员会的禁戏令要到将近五十年后才真正成为现实，而且是在如此不同的背景下成为现实，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们，肯定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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