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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合一：走向语言与走向政治

2017-05-11 01:15 毕业

语言仍然只是披在思想身上的外衣。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作为工具的语言所承载的思想政治。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表述可知，他们要进行的只是“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语言只是作为文学的工具被频繁地提及。而在“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情境中，他们的文学革命显然不可能只是出于对“纯文学”的追求。与梁启超的借“小说界革命”来“新民”、“改良群治”1样，他们也希冀通过文学语言这1工具的改良来实现其对整个民族的思想启蒙。 索绪尔指出，“语言有1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
③他进而认为文字是与语言本身无关的1种符号系统。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语言本体论意义上的1次拨乱反正。然而从文学的立场来看，切断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则显得过于轻率。文字（或者说书写）在文学语言的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虽然口头文学在几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不可否认，书面文学主宰了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思考，有时我们几乎把书写文本看成是文学作品唯1的存在方式。因此，文字已不再只是表现语言的1种手段，而是在事实上成了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索绪尔在对文字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的“喧宾夺主”表示忧虑的同时，也显得很无奈，因为他无法忽视文字（文献）对语言研究的重要作用。
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则将文字和口语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他把索绪尔以声音作为语言研究中心而排除文字的做法称为“语音中心主义”，并把这种“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追溯到柏拉图，认为口语对文字的压抑是西方哲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而现在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①详见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邓勇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36页。
②闾海燕：《从生活进入文学——文学语言论》，《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第43、47页。
③[瑞士]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页。
④同上，第47～51页。7则到了我们为“文字”正名的时候了。为此他试图更新人们对“文字”的认识，强调1切线条、图案、人为的“踪迹”以及言语中的表情、手势和姿态等，都属于文字的范畴，言语本身就包含有文字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1步衍生。
①德里达此举意在表明，文字并不是与语言无关的东西，声音也并不就是语言的本质。2者都是基于语言任意性原则的差异系统。在意义和声音之间，并不存在1种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文字的存在使差异的出现成为可能。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异义、同音异形、同形异义的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德里达看到了西方拼音文字系统对“声音的崇拜”的弊端，转而强调书写的权威，从而解构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神话，这是语言层面上的1次对伟大传统的反叛。不过我们很快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德里达在摧毁1个“中心”的同时，似乎又重建了另1个“中心”——“文字中心主义”。这在以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为主的古代汉语体系中更是1种伟大传统。甚至可以说，德里达对文字的
张扬在1定程度上也是以汉语等表意文字为参照系而对拼音文字思考的结果。但这显然与德里达解构学说所持立场相悖，解构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中心、反权威、反2元对抗，反向运思是解构的生命。德里达“重文字轻声音”只不过是为了打压“语音中心论”而采取的1种解构策略。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大胆的假设，假如德里达身处汉语文化语境中，根据其1贯的运思向度，“文字中心主义”或许将成为其解构的对象，1场声音反抗文字的语言变革似乎也难以避免。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语言变革早在晚清至54时期的中国就已经发生。以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为代表的1批知识分子，在清末掀起了1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而54时期的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则进1步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了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变。他们无1例外地把矛头对准了文言，“言文分离”——口头言说与文学书写的脱节——是他们对文言不满的根本原因，因而口语与文字的关系问题就成了运动主将们关注的焦点，考察他们对文言的态度是我们理解这场语言变革的最
佳途径。
黄遵宪最早言及“言文分离”的现象。他说：“语言者，文字之所以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得不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1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
①[法]德里达：《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8离，则通文者少。”
①“我手写我口”是他强调言语和文字合1的最好概括。裘廷梁“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表明他对“言文分离”现象深恶痛绝，白话在他看来就是口语，“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
②，故文字必须与言语（声音）1致。梁启超则从语言自身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认识“言文分离”。他认为，“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答问，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
③因而文字就是口语的另1个版本，文字与口语是语言中相互对应的两面，2者的相互增益使得语言不
断丰富。即如其所言“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1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
④54时期的胡适、陈独秀等人则不再纠缠于对文言的重复批判，而是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⑤的姿态宣布文言已死，代之而起的是白话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他们所谓的“白话”几乎成了口语的代名词。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⑥的口号，是当时把白话简化为口语的最集中的表现。钱玄同对汉语的思考没有仅仅停留在白话的建设上，而是直接站到了汉语的对立面。他意识到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只重形意，不重声音，1经书写，则必然会导致“言文分离”。基于此他主张汉字拼音化，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表意为主的汉字，并最终“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然而要想短期内完成这1使命又不太现实，“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⑦，就只能是1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1文中认为，中国人在明朝以后就基本上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成了发不出声音的哑巴。他说：“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等于0的。”
⑧因此，他号召青年推开古人，大胆说话，将中国变成1个有声的中国。他本人则成了中国现代白话
①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见陈旭麓主编：《黄遵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54页。
②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6页。
③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吴松、卢云昆：《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④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见吴松、卢云昆：《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页。
⑤陈独秀：《答胡适之》，见《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9页。
⑥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1页。
⑦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见王中江、苑淑娅选编：《新青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⑧鲁迅：《3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9文学的开创者，借助于那些经典白话文发出自己的声音。所有这些汇成了1股浩浩荡荡的语言变革的大潮。而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将他们的主张详加罗列，只是为了更直观地证明，上述各人略显重复的观点都奔向同1个主题——用声音（语言）来反抗文字的权威。如果说54之前人们还缺乏这种理论上的自觉的话，那么54之后对语言的声音性的追求就完全可以说是有意为之了。白话文运动中的主将们大多有留学西方的背景，对西方以表音为主的语言文字有着直观的认识，在两种语言比较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了文字对汉语言的强大干扰作用。胡适曾说：“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凡1字有2要，1为其声，1为其义：
无论何种文字，皆不能同时并达此2者。字母的文字但能传声，不能达意，象形会意之文字，但可达意而不能传声。”
①这1论断明显有失偏颇，但重要的是，胡适此言阐明了汉字在“传声”方面的先天缺陷，而这正是那些刚刚接触西方语言的运动主将们最不满意的地方。他们提出“言文合1”，其实最关注的只是“言”——言说，即语言的声音属性。因此，胡适、傅斯年、鲁迅等人才会1再强调说话和口语表达的重要性。至于“文”——语言的书写形式，则要求与“言”保持1致，尽量“恢复”其言说功能。“汉字拼音化”策略就是当时学习西方基础上的1种必然选择。这表明他们反对的主要不是汉语，而是汉字。吴稚晖、钱玄同等人是主张废除汉语、采用所谓的“万国新语”或“世界语”的代表，但他们所批判的对象首当其冲的竟都是汉字！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②陈独秀则明确表示过自己只反汉字不反汉语的立场。他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说：“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③胡适对此也是极力赞成，并认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④由此不难看出，白话文运动中的主将们对汉字和汉语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们提倡白话文，倡导“言文合1”，只是为了改善汉语日渐萎缩的言说功能，突出作为汉语本质特征的声音属性，从而使得近代汉
①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5页。
②吴稚晖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中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的说法相类。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除1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均参考《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③陈独秀：《答钱玄同》，《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8页。
④胡适：《胡适之的附识》，见《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5页。10
语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汉语的根本性转变。
但是，对语言声音性的自觉追求并不是白话文运动的唯1的驱动力，政治化思维取代对语言自身的思考使得这场语言变革演变成了1场政治运动。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把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其中“救亡”又总是压倒“启蒙”。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①而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其实最终都指向1个目标——国家、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晚清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以及继起的54“新文化运动”归根到底就是1场启蒙运动，是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结果。“大抵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
②传达的是1个时代的声音，裘廷梁、梁启超等人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③“开民智”与“废文言”被简单地捆绑在1起，语言变革就这样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而展开。这种局面到54时期依然没有改变，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语言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上，还没有认识到语言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在他们看来，语言、文学、文化只是进行启蒙、改变现实政治
的工具。钱玄同、胡适、傅斯年等人模糊地意识到了语言和思想的不可分离，知道语言的变革将带来新思想、新观念，但他们并没有据此将语言提到思想本体的高度，而只是简单地将语言视为思想的载体。傅斯年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首先说：“我们又晓得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依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深邃的语言。”但这句话的光芒马上被他的另1句话所掩盖：“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惟其都是器具，所以都要求个方便。”
④如此看来，语言仍然只是披在思想身上的外衣。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作为工具的语
言所承载的思想政治。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表述可知，他们要进行的只是“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语言只是作为文学的工具被频繁地提及。而在“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情境中，他们的文学革命显然不可能只是出于对“纯文学”的追求。与梁启超的借“小说界革命”来“新民”、“改良群治”1样，他们也希冀通过文学语言这1工具的改良来实现其对整个民族的思想启蒙。这种重视文学的教化功
①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866页。
②陈荣衮：《报章宜用浅说》，转引自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999年第2期。
③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说：“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说：“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
④分别见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5年2月），第180页；《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1915年3月），第392页。能、文学与政治相伴而行的状况，其实也是贯穿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伟大传统。因此，与其说晚清至54的“崇白话废文言”、提倡“言文合1”是1种语言层面上的自觉调整，不如说是走向政治的结果。当然，在这1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本身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总是与某1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相适应。这也是下文将要着重阐释的核心内容，有关近代文学语言变革实践的讨论都将在这1理论层面上依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