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起源与人文精神解构(3)
2017-02-22 01:12
导读：其中第2. 01条对公司社会责任作了宣示性的、建议性的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当以增进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收益为目的。但是如果存在下列情况
其中第2. 01条对公司社会责任作了宣示性的、建议性的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当以增进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收益为目的。但是如果存在下列情况，则可以不以增进公司的利润和股东的收益为目的而行为：（a）同自然人一样因受法律的要求而履行义务； （b）正常考虑一般伦理道德之要求而进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c）可以为了公共福祉、人道事业、教育、慈善的目的，贡献数目合理的公司资源。”这一文件出笼之时，正是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里根的经济政策仍然是共和党的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这种政府经济政策的背景或多或少影响了美国法学会这一文件的基调形成。这一文件反映了法律界在集体回应经济学界及部分法律家参与的围绕公司社会责任展开的激烈争论，充分显示了法律作为社会恒定器的利益平衡功能，是学术界的思想家们对簿公堂时作为法律家的自信、冷静、超然和严谨的理性体现，它容忍了社会的演进但排斥了激烈的变革。其一，文件面对股东们对董事和公司利用公司资金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大量诉讼而表达了支持公司的行为但同时又提出了“合理的数目”的限制，它隐含为了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可以甚至应当牺牲短期利益的经营哲学思想，隐含了董事们有权根据公司经营的周边环境开支额外的适当资金以改善公司形象、疏导社区关系、促进社会进步的理念；其二，面对公司经营中的传统宗旨——股东利益最大化与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具有普遍伦理价值的事件的冲突，文件承认公司应建立符合道义经营的原则；其三，文件继续坚持公司必须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和努力的目标宗旨，对利益相关者派主张的修订公司宗旨以及让利益相关者直接介入公司控制权的意见没有任何考量。客观地讲，这一文件对于股东利益为公司宗旨和公司得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平衡考量，其合理价值在法学界是得到公认的，至今影响未减。
四、公司社会责任关涉人类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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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分为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割，财富的分配不公从来都是社会的本来现象。无论是成功的商人达则兼济天下，还是草根阶层发动社会叛乱以杀富济贫，利益的长期博弈尚不至于引发人类对整体命运的社会关怀和忧虑。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财富的急剧增长，同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深的恐惧。20世纪早期，社会责任的雏形思虑根源于防控大公司对自由市场经济以至于宪政体制的垄断威胁，并且通过讨论将传统社会慈善行为在理论上提升到社会责任层面。社会利益完全游离于公司事业之外的体制和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受到广泛的批判，君子取财有道的理念无法涵盖公司对社会应当承担的全部义务。人类开始建立公司伦理，如同自然人那样。二次大战结束后，和平主义意识高涨，总结战争教训是对人类灵魂的严厉拷问，人们既认识到了工业给战争带来的强势动力，也发现和反省到日本的大企业财阀体制对战争的选择发生的推力作用，因此发生了美国占领下对财阀体制的拆解。社会乃至于全球的整体安全利益不仅依赖于对战争手段和规模的控制，而且也存在于包括公司企业在内的全球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三次大战终于没有爆发，但人类的生存却面临了另一类公共灾难的毁灭危险，那就是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危害。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美丽的森林，正在变成稀缺的资源，而可能摧毁地球——我们生存的家园的真正危险是无节制地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在这一点上，公司股东的利益如果被置于极端的位置，就会和社会利益严重冲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人权。在关涉公司社会责任的空间里，人权体现为不受歧视、不雇佣童工、男女平等、族群平等等工作权以及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参与权。公司固然是由股东一手创办的，为股东谋求利益往往在公司章程中加以确认。但是，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吸收了其他的社会成员的贡献并负载了该部分人的期望和利益实现，这部分人被称之为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员工、社区、消费者、债权人等。尽管在理论界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长期的无休止的争论，也有学者甚至尖锐地批评公司的性质变得模糊，与慈善机构、博物馆、医院类似了[18]，但是股东作为公司唯一的利益所有者的孤零零的旧有学术思考环境和制度架构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学术立场是一回事，而实践运动是更重要的社会景观。从利益相关者的字面意思看，它本身没有颠覆公司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存在的目的性，但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唯一的，股东和其他参与者虽然不是共有公司，但公司应当同时体现其他利益存在主体的合理期望。一些行业守则作为介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软法或者说强制性道德，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无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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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人类社会相互同情、相互帮扶的一种美丽的情感宣泄。经过将公司拟人格的对待，公司公民应当承担一定的慈善义务的观点比较广泛地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追捧。作为公司社会责任中的最高道德行为，慈善蕴含了纯洁的人类终极关怀的美学价值和博爱情怀，与公司组织过往的冷冰冰的理性思维在表面上不相容，比如慈善捐款受到公司章程的严格制约，慈善行为的背后又可能附带营利的图谋等。但是，慈善是善，是需要依靠人类的共同付出从而累积的大同精神的体现，无论是滔滔江河还是涓涓溪流，社会都应当对公司的奉献予以褒扬。
我们处在一个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生态全球化和情感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的一致性过程现在远比以前社会更快认知和接受。“丧钟为谁而鸣”[19]时时在拷问我们的心灵，人类的未来福祉和生存安全不能毁于工业发展的无节制欲望[20]，构建和谐的社会和建立环境美丽不能不确立公司的社会责任。南极的某种企鹅可能面临绝种，太平洋中的某个岛国在可见的将来会失去全部国土，南美洲的原始森林正在遭受掠夺性采伐，一切罪恶的渊薮皆出自我们从古继承下来的贪婪品行，并且移植到公司机器和公司魔兽。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而是必须行动，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也应当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开始。
注释:
[1]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发生激烈的争论，最旷日持久和最著名的争论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者多德（Dodd）和伯利（Berle）之间。多德教授强调公司对雇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负有责任；伯利教授反驳说，商业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管理人惟对股东负有信托人义务；在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名义下，各种利益群落都会对公司提出财产要求，私有财产社会的根基就会被动摇，结果就会导致一场经济内战。后来，学界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加入争论，但争论的原始话题一直被保留并结合时代情形而引申到现在。但是，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经过数十年的争论，多德和伯利各自走向了自己观点的反面，成为学界的一个美谈趣事。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全世界最早的反垄断立法是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该法对垄断的认定采取了严格的“本身违法”标准，但在其后实施的效果因其过于刚性而受到质疑，司法中出现了不少软化标准的判例。到1914年美国颁行《克莱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