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监视之系统定位与理念变迁律毕业论(6)
2017-10-15 02:41
导读：笔者以为，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既往的熟悉基础已经有所改变，我国正在培育市场体制，这一体制下必须夸大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民事行为
笔者以为，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既往的熟悉基础已经有所改变，我国正在培育市场体制，这一体制下必须夸大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民事行为自由，减少和弱化国家在民事领域的干预，以便形成同等和自由的市场环境。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经济领域的高度政府集权的氛围中形成的检察机关广泛干预民事诉讼的“经验”已不值得吸取。民事诉讼作为保护私法权利的司法形式，具有自身特殊的，不应与刑事诉讼简单地加以对比和强求划一。进一步讲，民事检察监视的目标应置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诉讼公正的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事检察监视应当立足于以下三点：其一，民事检察监视应当夸大对法院审判的制约，而非对当事人自治行为的干预，应通过对法院审判的制约保障当事人民事领域自由意志的实现；其二，民事检察监视应当夸大公益监视的概念，而非一般性的谈加强和扩大对民事诉讼的参与与监视，保护公益是诉讼公正的题中之义，在保障当事人民事领域意思自治的同时，必须留意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这是民事检察监视的又一立足之点。其三，应当建立民事检察监视的开放性体系，即这种监视的手段和时间应当是自由的，以此避免形成民事检察监视的真空带。但是，不应当泛泛地谈加强民事检察监视，由于给这种监视提供时空方面的保障，便可形成一种“可能的”监视，这是一种潜伏的制约。潜伏的制约同样可以通过心理作用机制实现对法官恣意的控制和对社会公益的维护作用。而“可能的”监视并不即是实际的监视范围的扩大，恰好相反，检察机关实际参与诉讼的情况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对我国民事检察监视制度的评析和进一步设计，都应站在上述熟悉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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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事后监视”制度。根据这种做法只有对生效裁判发现存在错误，检察机关才可通过抗诉实行监视。这种检察监视的范围与案件的性质无关，而与检察机关的熟悉有关，在法院终极撤销原生效裁判之前，检察机关作为抗诉理由的“裁判错误”，只是一种程序上的拟制。这就会带来一个，即检察机关与民事诉讼的范围不符合前述公益监视的理念，由于即使对涉及重大社会公益的案件，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同样无权过问，生效裁判作出之后检察机关尽管可以抗诉，但其监视作用不完全等同于通过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所实施的监视。现行民事检察监视制度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与其理性目标不尽吻合。
“事后监视”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在诉讼的过程中参加诉讼的可能性。这种封闭性的系统，使法院的审判行为在很大范围内失却制约。检察机关对于需要通过参与诉讼实施监视的案件，只能事后进行抗诉，即使这种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也会诉讼的效率。检察机关本来可以在生效裁判做出之前通过参与诉讼实施监视，以保障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公正，为什么要在事后补救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４１２页。
[②]“释明权”是法院拥有的一项权利，根据“释明权”，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明确时，法院可以令当事人作适当的解释或者补充陈述，或者令当事人举证。“真实陈述义务”是当事人的一种义务，即当事人必须真实陈述案件事实包括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否则法院可以不予承认。
[③]参见［苏］Ｂ·Ｋ·普钦斯基：《美国民事诉讼》，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月版，第６７页。
[④]关于法、日、英等国检察机关的职权，参见王桂五：《人民检察制度概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１８８—１９２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８０页、４７９页。
[⑥]Ｂ·Ｋ·普钦斯基：《美国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月版，第６６页。
[⑦]参见Ｂ·Ｈ·别里鸠根等：《民事诉讼中的检察长》，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７月版，第１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