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律毕业论文(2)
2017-10-25 03:12
导读：（二）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时的法律效果 《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后的返还财产，须是以不当得利为其法律基
（二）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时的法律效果
《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后的返还财产，须是以不当得利为其法律基础，对《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返还财产也应如此理解。但是，若把返还财产的法律基础定为不当得利，那么，《合同法》第58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的规定，就显得不可思议。由于，不当得利中的所谓“利益”，既可以表现为有体物（所有权）的类型（侵权行为引起的不当得利类型，常有其表现），也可以表现为“差额”的利益形态（给付不当得利中时有发生），还可以表现为定量化的价值（添附造成的不当得利类型的利益形态）。无论何者，都“能够返还”，且“有必要返还”，除非债权人免除此项债务。如此，《合同法》第58条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不是莫名其妙吗？！实在，只要我们不按《合同法》承认了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来解释，其第58条规定的各个层次就各有妙用，意味深长：假如财产为有体物并且继续存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该有体物所有权复回于给付人，从权利的角度看，所谓“返还财产”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假如该有体物被受领人消费或者变卖，或者给付本来就是劳务，那么，形成“不能返还”，就“应当折价补偿”。固然仅就文义，可以将“应当折价补偿”解释为损害赔偿的性质，也可以寻找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但从体系解释的方面考虑，因第58条后段规定有“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所以，只有把“应当折价补偿”的法律基础解释为不当得利，才符合逻辑。假如双方均有所给付，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时，当事人愿意采用“差额”法返还不当得利，即“应当折价补偿”的法律基础为不当得利，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返还”给付的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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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解除制度
有溯及力的合同解除，可以发生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97条并列规定了“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三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7〕到现行合同法条文的演变观察，“恢复原状”仅仅指原物返还：“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是从“几种类型的不当得利返还”改过来的。具体些说，所谓“恢复原状”，其含义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第103条规定的恢复原状为窄，仅仅指“有体物的返还”，不再包括“所提供劳务的恢复原状”、“受领的标的物为金钱时的恢复原状”、“受领的有体物消失时的恢复原状”等。“所提供劳务的恢复原状”、“受领的标的物为金钱时的恢复原状”、“受领的有体物消失时的恢复原状”等类型属于“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假如合同法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就不应并列，只规定一种就足够了。其道理在于，返还原物固然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返还受领的金钱同样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在受领的标的为劳务或物品利用的场合，其返还依旧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应返还的物因毁损、灭失或其他事由不能返还的，应按该物的价款予以返还，还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8〕在实行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的法制下，这些恢复原状的法律基础是不当得利返还，而非物的返还请求权。既然如此，对于这些返还类型完全可以用一个上位概念，如“不当得利返还”，或“恢复原状”，或“返还财产”，或其他什么表述加以概括，不应采用“恢复原状”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两个范畴并列的模式。《合同法》第97条把“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并列，只要立法者未犯逻辑错误，就表明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法律基础，假如以直接效果说作为分析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的基础，那么，“恢复原状”适用于原物返还场合，从权利的角度讲，属于物的返还请求权：“其他补救措施”适用于给付劳务、物品利用、交付金钱、受领的原物毁损灭失等场合，从权利的角度看，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赔偿损失”适用于上述救济方式运用之后，当事人还有损失的情形，为民事责任的范畴。这些解释，只有在《合同法》未确立物权行为制度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