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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律毕业论文(4)

2017-11-16 01:24
　　完善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是一项耗费巨大的系统工程。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保护证人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我国香港的证人保护小组由34名经特殊练习的全职职员组成，另有额外的64人作为辅助职员。保护的具体措施包括提供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和提供一间24小时由警方特殊保护的安全居所等。（注：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在英国，对一些协助警方侦破毒品、恐怖等犯罪案件的证人，由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对其进行改变身份、整容、居所迁移等。（注：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载《诉讼***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373页。）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一方面证人保护措施需要加强，以促使证人出庭；另一方面，不管从经费还是职员看，都无法完全提供发达国家那样充分的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隐蔽作证”制度就是很好的选择。针对特殊案件中需要特殊保护的证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将其身份加以隐蔽，这样不仅可以达到保护证人的目的，也不妨碍诉讼的进程，从而在实现诉讼公正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体现诉讼的经济性。
　　（四）“隐蔽作证”制度符合我国证人传统的作证心理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意识、中庸之道、哑忍退让等因素造成的“厌诉”心态，使很多证人不愿参与诉讼；以“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伦理也要求人们以和为贵，祈求相安无事，使人们在诉讼中力求明哲保身。特别应当留意的是，中国事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际关系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工作生活的范围相对稳定和封闭，让一个证人在一个熟人社会中指证一个人犯罪，他会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他所在的稳定的社会生活圈有可能因此而被打乱，由此而造成的影响将是长期的。由于中国人有重视邻里关系的传统，证人承受的外界压力没有达到足够大时，他们不会轻易指证一个熟人犯罪。而“隐蔽作证”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当证人的身份得到有效隐蔽，将极大地减轻其心理负担，避免其由于出庭作证而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影响。“隐蔽作证”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使证人更轻易接受。
　　　　四、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具体设计
　　（一）“隐蔽作证”的适用对象
　　“隐蔽作证”相对于普通的证人出庭作证而言，在保障证人安全方面具有很大的上风。但“隐蔽作证”也具有程序繁琐、本钱较高的缺点，同时也可能影响到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因此，从诉讼效率和诉讼本钱角度来看，“隐蔽作证”制度不可能适用于刑事案件中所有的证人，只能适用特定案件或特殊证人。笔者以为，应当结合案件性质和证人特别情况来确定。
　　首先，对于***性质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证人可以适用“隐蔽作证”。众所周知，有组织犯罪一般实施的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严重暴力犯罪，组织严密，内部分工明确，等级森严，恐吓证人是其犯罪的一大特征，对证人人身安全威胁非常大。由于有组织犯罪在扰乱社会秩序的同时，也给人民的心理造成极大的恐慌，很多被害人往往都不敢报案，更不用说让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此类案件，适用“隐蔽作证”方式促使证人提供证言并出庭作证是保护证人安全的有效方式。
　　其次，部分案件中的特殊证人（如污点证人、特情职员）等适用“隐蔽作证”。在部分特殊案件（如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洗钱、涉黑犯罪等）中，由于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特征，打击该类犯罪经常需要运用秘密侦查手段。例如培养“特情职员”打进犯罪团伙内部获取证据或者利用犯罪团伙内部成员的指控，已经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主要证据。（注：参见康树华、魏新文主编：《有组织犯罪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这些特殊证人由于与被告人相识，假如不采取隐蔽措施作证，事后遭报复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