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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在先秦儒家心目中,“圣人”被等同于“圣王”?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圣人具有高度的修养和深邃的智慧,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领导人。孟子说:“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荀子·正论》)孟子与荀子作为两位儒学大师,尽管在人性论问题上各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一致认为,圣人是一个国家、整个天下的理想统治者。
那么,如果真的让圣人成为统治者,他会采取什么方式来国家呢?回答说:仁政,或德政,或礼治,或礼乐教化。这些词只是不同的说法,其实质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关于仁政的主要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章。这里着重从角度阐述先秦儒家对礼乐教化的基本认识。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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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早被荀子本人所意识到,他说:“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他接着做了很好的解释,说:“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荀子·性恶》)这说明,“涂之人可以为禹”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至于实际上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荀子强调,尽管实际上不能做到,但并不妨碍理论上的可能性。其三,假使有了圣人,又如何确保他成为圣王?或者说,圣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真正成为圣王?《中庸》引用的话说(或可理解为假借孔子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故大德者必受命。”这就是说,像舜这样的圣人,他必定受天命而为圣王。但这个解释恐怕不能服人。因为,这实际上把一个“实然”命题(在心目中,舜为圣王是作为事实而存在的)等同于或者说换为一个“必然”命题,然后推断出“大德者必受命”,是不符合的。事实上,“大德者”(即圣人)能否“受命”(即成为圣王)只是一个“或然”命题,不能等同于“实然”或“必然”命题。作为儒家传人,孟子非常关注圣人如何成为圣王的条件问题。他的看法是:“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孟子·万章上》)即便是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能成为圣王,可见,由圣人转化为圣王的概率是很小的。这是因为它欠缺一种现实的、可靠的制度保证。
其四,在上,所谓“圣人”是很少见的,“圣王”就更等于零了。如果说尧舜禹还可以算作圣王,那么其后就没有什么圣王了。但为什么、尤其是儒家还要反复称颂圣人、圣王?怎样看待圣王的名实问题?先秦诸子之所以一再称颂圣王,反映了他们上的一个共同理念,即济世安民。至于名实问题,可从《论语》中的一段对话得到启发。对话是这样说的:“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在与孔子同时代的一些人中,认为孔子很了不起,简直就是圣人。但孔子不仅没能成为圣王,甚至很少参政、执政,尽管他内心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于是孔子难免被人问到,自己为什么不参政。孔子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启发:作为一个圣人,尽管从理论上说应当成为圣王,但在实际上,却不必真的成为圣王,只需靠他的德行的影响就够了。这可以认为是对“圣王”内涵及其意义的另外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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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是柏拉图的老师,他的思想言行给予柏拉图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讨论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之前,有必要扼要评述苏格拉底的相关思想。苏格拉底认为,是政治的基础,道德沦丧是城邦政治危机的根源,因而拯救灵魂,复兴道德才是振兴城邦的根本。苏格拉底自述说:“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政论、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还说:“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利益。”[2]苏格拉底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他以“牛虻”自居,时时叮螫雅典这个已经麻木的庞然大物,为它注射道德强心剂,以便让雅典公民都懂得改善灵魂、培植道德才能真正建立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才能使城邦繁荣昌盛。在苏格拉底看来,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最美妙的本领和最伟大的技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是“帝王之才”。所以,他强调指出,王者和统治者“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选中的人,不是攫取财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权或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的人。”[3]因此,苏格拉底强调政治并非权术,而是一种知识或技艺,政治家应培养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道德素养,政治统治应该着重于弘扬知识和道德,使灵魂向善。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他的道德哲学的延伸,因而是一种道德政治论或政治论。当然,苏格拉底在这方面只是提出一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少数真正懂得政治技艺的人之一,他本人以及他心目中的政治家形象到了柏拉图那里就演变为哲学王了。
柏拉图 Platon (公元前427~前347) 出身于雅典贵族,自幼受到良好。20岁时师从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去世,柏拉图离开雅典,到麦加拉、可能也到居勒尼、埃及等地游历,广泛接触了各派哲学和政治思想。柏拉图40 岁时,应邀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邦,以便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遭失败。公元前 386年前后,柏拉图在雅典城外的阿加德米开办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学园。他在学园中从事讲学和著述达40年,直至去世。其间曾两次(公元前367、前361年)去叙拉古推行其哲学王的政治理想,均以失败告终。柏拉图前后三次西西里岛之行的实践活动,对其政治思想的演变、发展具有很大影响,由最初强调哲学王统治逐渐转变为重视手段了。但他的哲学王的信念却一直没有泯灭。他的主要政治著作有《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其中,《理想国》集中表达了他的哲学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