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上存在各自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有一个(3)

哲学王思想不仅是柏拉图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贯穿柏拉图一生的政治理念。这是由于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他的哲学基础。柏拉图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一个是真实存在的“相”的世界（理念世界），是知识的对象；另一个是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现象世界（现实世界），它是意见的对象。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原型,而现实世界是以理念为范型铸造出来的。他认为,理想城邦的个人和城邦的关系、组织结构和社会分工等只能用理念论来解释说明。在他看来，只有哲学家依据他所掌握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并找到相应的救治办法，所以,应该由哲学家来统治城邦。这就是哲学王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成为哲学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成为一个哲学家。

那么，柏拉图所谓的“哲学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首先需要界定的名词。柏拉图本人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们必须对我们敢于认为应该做我们治理者的那种哲学家,给以明确的界说。在哲学家的界说明确后,我们就可以无所畏惧了。因为那时我们可以向人们指出,研究哲学和政治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4]（柏拉图《理想国》474B4-C2）但遗憾的是，柏拉图接着并没有进行比较集中而明确的说明，而是把有关的说明分散在他的有时让人觉得过于冗长的对话里。因此，需要后人去认真概括和归纳。其中有一句话是最为简明的，柏拉图说,“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理想国》475B8-9）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理想国》475E5）,“真理是他时时处处要追随的领袖”（《理想国》490A2），他们掌握的是知识,而非意见；他们能看到包括美本身、正义本身在内的一切事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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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柏拉图把理想国设计得十分美好，但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就是所谓“王”究竟能否实现，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柏拉图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关于国家和制度的那些意见并非全属空想；它的实现虽然困难，但还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的对，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做。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把今人认为的一切光荣的事情都看作是下贱的无价值的，他们最重视正义和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走上轨道。”（《理想国》540D1-E3）柏拉图还表示，关于哲学王的构想，他已踌蹰了很久而不敢说出来。因为，他预见到如果说出来,人们就会说他又在发怪论了。（《理想国》473E）但柏拉图本人确信,除了哲学王统治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国家和个人得到幸福。所以，“哲学王”是柏拉图的一种政治理念或理想。既然是理想，当然就难以实现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关于“哲学王”的名实问题。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认为，对于掌握政治技艺的人，无论他是统治者，还是一介平民，都可以被称作“政治家”，因为他关于这种技艺的知识使他有资格得到这个头衔。[7]（柏拉图《政治家篇》259B）柏拉图甚至说：“只有拥有国王的统治技艺的人才可称作国王，而无论他实际上有无掌握王权。”（《政治家篇》292E）他认为，只有在哲学王身上，才能找到政治权力的正确实施，而这种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体制。其他所有体制应视为仅仅是对这种真正体制的模仿。（《政治家篇》297C）

3、亚里士多德论理想统治者问题

如果说柏拉图认为“哲学王”是城邦的理想统治者，主要是基于柏拉图个人的哲学理念，那么，当亚里士多德考虑理想统治者问题时，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客观实际的审察。在他看来，“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8B24-27）这段话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问题的一条根本原则，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亚里士多德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并不意味他不关注理想政体与理想统治者的问题。只不过，当他考虑这一问题时，不是从自己主观好恶出发，而是从研究的角度出发。他首先考察、阐述了王制的起源与传承问题。他说：“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经对人民积有功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了拥戴。”（《政治学》1286B10）这表明在一个城邦中，比较优秀的人（贤哲）成为城邦首领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有它的客观基础。更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描述基本史实，而是进一步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王制的传承问题，他说：“即使承认君主政体为城邦最优良的政体，王室的子嗣应处于怎样的地位？王位是否应该属于家庭，一登王位，他的后嗣便应相继为王？如果这些子嗣都是庸才，也使登上王位，就会有害于邦国。”（《政治学》1286B21）亚里士多德提出并思考这些问题，确实表明了他的一种惊人的理性精神！

不过，人总归是人，总有他的情感或价值倾向。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如果中真出现特别优秀的人物，亚里士多德还是由衷赞叹的，他说：“卓异的人物就好像人群中的神祗。法制只应该范围出身和能力相等的众人。对于这样的人物，就不是律例所能约束的了。他们本身自成其为律例。”（《政治学》1284A10）还说：“整体总是超过部分，这样卓绝的人物，他本身恰恰是一个整体，而其它的人们便类于他的部分。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大家服从他的统治，不同他人轮番，让他无限期地执掌治权。”（《政治学》1288A26）也许正是因为被这种情感所牵制，亚里士多德反复提出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倘使邦内出现一个善德特著的人，应该怎么办？”对此，亚里士多德好象感到有点左右为难，他说：“大家既不能说应该把这样的人驱除而流放他到邦外，可是又不能强使他屈服为臣民。如果强使这样的人屈服为臣民，这就类于把宙斯神一并纳入人类的政治体系（而强使他同样地转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了）。”（《政治学》1284B28）那么，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他说：“惟一的解决方式，而且也是顺乎自然的方式，只有让全邦的人服属于这样的统治者：于是，他便成为城邦的终身君王。”（《政治学》1284B32）因此，亚里士多德对“陶片放逐律”的滥用多次提出了批评，他说：“清除一个才德卓绝的人物，或用陶片放逐律，使经受有限期的流亡，或驱逐邦外，使终身不得还乡，都是不切实的。”（《政治学》1288A23）“实际上，各城邦却时常滥用了这种手段，这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也不符合各自政体的旨意；为了党争，他们就不惜一再诉之于‘陶片放逐律’，借以达到排斥异己的偏私目的。”（《政治学》1284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