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书》是程明道回答张横渠问如何定性的一(3)

据黄百家称：“明嘉靖中，胡柏泉松为太宰，疏解《定性书》，会讲于京师，分作四层：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无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圣人之常，情顺物而无情，此是圣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学，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时遽忘其怒，观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圣人，圣人希天地。”（《明道学案上》，《宋元学案》卷十三）此说貌似辩析精微，实则浑不解义。对明道来说，定者只是一个定，何有天地、圣人、君子、吾人之区别？说天地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情顺万物而无情者，只是为了说明“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之义，借用佛家的话来说，这只是类似于以人表法而已。至于说在怒时遽忘其怒为吾人之定，此尤其背谬。吾人之定，又何止于忘怒之一端？明道这里只是举其一例而已，以示在日用之间，无不可以下廓然大公之工夫，以体会吾人本心之贞定。

二、《定性书》与佛老关系之考察

《定性书》问世后，学者评价纷然，“非者以为杂释、老，誉者以为驾孟、荀。”XXIV 称《定性书》杂释老之学最著者，当推南宋之叶水心：

案程氏答张氏论定性，“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当在外时，何者为内”，天地“普万物而无心”，圣人“顺万物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以有为为应迹”、“明觉为自然”，“内外两忘”，“无事则定，定则明”，“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皆老佛庄列常语也。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知者，以《易大传》语之，而又自于《易》误解也。（《习学记言》卷五○）

从字句上说，水心之言固无误，《定性书》中的许多话都可在释老那里找到出处，大学系张永儁教授就曾对《定性书》中许多字句的释老渊源作了十分详细的考察。XXV 根据张先生的看法，明道的思想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前期为涵养期，启蒙于濂溪，出入于释老，以《定性书》一文为代表；后期为论道期，为“返回六经而后得之”的时期，以《识仁篇》为代表。XXVI 但这一说法可能颇成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定性书》在义理上说，与其晚年的《识仁篇》并无二致。张永儁先生还认为，《定性书》之主要内容，在语录中鲜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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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何时？与则便是私意。有善有恶。善则理当喜，如五服自有一个次第以章显之。恶则理当恶，彼自绝于理，故五刑五用，何尝容心喜怒于其间哉？（《遗书》卷二上） XXVIII

按：此言天理自然如此，故无需将迎造作，这正是《定性书》中所说的“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从而无论五服五章，还是五刑五用，都不容心之喜怒于其间。

② 太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遗书》卷三）

按：此即《定性书》“以有为为应迹”之意。尧舜之功业，不谓不谓之“有为”矣，然犹如浮云过目，本不系于心中。

③ 动乎血气者，其怒必迁。若鉴之照物，妍媸在彼，随物以应之，怒不在此，何迁之有？（《遗书》卷十一）

按：这一段话实为《定性书》中“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一语的绝好注释。

《遗书》中可用来诠释《定性书》之文字尚不止这些，但从上述几例中亦足以说明问题了。由此可见，《定性书》所表现出的思想，实已奠定了明道整个思想之基础。

然而，明道本人青年时代曾有一段时间出入释老，且《定性书》中所用的，多借用佛老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亦难免令人象叶适似的作出同样的判断。有学者称，叶氏之说，盖不明程门顺理自然、应物无私之旨，徒见字句之同，而不明本意之异。XXIX 然明道之本意如何，我们就不能不加以考察。这一工作大体上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确实认明道作此书时是否还处在出入释老之时期；第二，确认明道借用释老之语是否意味着其认同释老之精神。

按张永儁先生的说法，明道作《定性书》时，仍处于出入释老之际。若诚如此，则《定性书》之精神宛然释老，亦无可疑。明道出入释老，初见于伊川之《明道行状》：

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诸六经而后得之。（《文集》卷十一）

明道见周敦颐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时明道十五岁。XXX　按伊川的说法，后来曾“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即在近十年时间里明道曾出入于释老之间，如果假定这一段时间为十年的话，他返回六经的时间大约应在其二十五岁即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前后。据《伊洛渊源录》卷六吕大临所著的《横渠行状》载：

嘉佑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

嘉佑元年横渠也经历一个从释老返求于六经的思想历程，而这一转变的契机即在于与二程兄弟共语道学之要。从这一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明道在这个时候肯定已经先行实现了从释老到六经的思想转变，否则的话，又何以启发横渠“尽弃异学”？

嘉佑二年明道举进士第，次年调任鄠县主簿，《定性书》即完成于鄠县主簿任内，XXXI 因此《定性书》的最早也应是在嘉佑三年之后，即明道二十七、八岁时。XXXII 这一段时间明道的心态是如何的呢？我们可从确证无疑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游鄠县山诗十二首》中加以考察：

吏纷难久驻，回首羡渔樵。（《游紫阁山》）

不是吾儒本，等闲争肯出山来。（《下山偶成》）

《游紫阁山》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佛老出世思想的印迹，但《下山偶成》已准确无误地为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吾儒的使命正在于经济天下，因而不能因个人的喜好而作出世之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明道在创作《定性书》前后，确然已归宗于的价值观念，已经进入“返诸六经而后得之”的时期；第二，由于这一阶段明道刚刚从出入释老而返诸六经不久，故难免有释老之印迹在，所以《定性书》多用佛老语。XXXIII 然而，《定性书》中虽用释老之语，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其所说之精神意蕴完全不同于释老二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