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书》是程明道回答张横渠问如何定性的一(5)

XIII 此条未注明谁语。《朱子语类》卷九六作明道语，恐非是。此条后文接着说，司马光的问题在于“不与心为主”。心要有所主，这是伊川的说法，对于明道来说，只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而已。

XIV 此条未注明谁语，《宋元学案》卷十五作伊川语，而朱子在《近思录》卷四中将之归为明道语，当从《学案》。本条之意，亦是讲人心要有所主，可断为伊川语。又《遗书》卷三载伊川语：“今人主心不定，视心如寇贼而不可制”。《遗书》卷十八载：“昔吕与叔尝问为思虑纷扰，某答以但为心无主，若主以敬，则自然不纷扰。譬如以一壶水投于水中，壶中即实，虽江湖之水，不能入矣。”

XV 明道本人并未曾直接讨论过已发未发问题，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一问题在明道那里固已经存在。

XVI 刘蕺山说：“首言动静合一之理，而归之常定，乃所以为静也。是内非外，非性也；离动言静，非静也。”（《宋元学案》卷十三引）真德秀曰：“定性者，理定于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于中，静之时固定也，动之时亦未尝不定也。不随物而往，不先物而动。故曰：‘无将迎’。理自内出而周于事，事自外来而应于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无内外’”。（《西山读书记》卷二，《性情心》）

XVII 本条未注明谁语，《宋元学案》作明道语，是。 ;

XVIII 伊川解“贞”为“虚中无我”，可能只是顺着此卦象传“君子以虚受人”而说。就伊川之本意而言，则主张心当有所主，有所主则非虚也。

XIX 朱子对《艮》卦之理解不取《程传》之说，他在《周易本义》中释此卦之义曰：“盖身，动物也，唯背为止。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则虽行于庭除有人之地，亦不见其有人矣。盖艮其背而不获其身者，止其止也；行其庭而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动静各止其所，而皆主乎静焉，所以无以得咎也。”朱子此解甚当。这正是发挥了彖传中“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之义，以明无论是动静，皆当止于当止之所。牟宗三先生认为，伊川以“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为得止之道，就本卦卦辞彖传之意而言为不及，而朱子此解分别从动静两面释止则过之。在牟先生看来，彖传所说只是“时止则止”，并无“时行则行”之意。虽然彖传文本上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之语，但只是在原则上的总说，而正式解卦辞的，只有“时止则止”一意。参见《心体与性体》，第二册，第244页。按：牟先生对伊川的批评大抵无误，但对朱子之批评则令人难以理解。艮之义固然只是一个止字，但“时止则止”本身应包含“时行则行”之意在内，无“行”何为“止”？故彖传以“时行则行”与“时止则止”并称，正体现“止”当含有“行”之意，“时行对时止而言，亦止其所也”。（《外书》卷三，未注明谁语，我们认为是伊川语，见下文）彖传之辞，并无所谓分原则之总说与具体之分析，朱子之解，直顺此义而来，当无误也。

XX 《遗书》卷十八也有此同样的比喻：“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但对伊川来说，这只是君子役物的结果，而小人则反为物所役。由此可见，伊川虽然也承认“物各付物”，但还是以物我对立为前提。正是由于这一前提，他才会出现对艮卦理解出现前后不相一致的情况。

XXI 朱子亦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此是说廓然而大公。”（《朱子语类》卷九五）

XXII 冯友兰先生称，“程颢的《定性书》所说的道理，以及所要达到的精神境界，和《识仁篇》是完全一致的。”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117页。此说大体上不错，只是还未能认识到其中工夫的一致。

XXIII 参见钱穆：《概论》，第209页。朱子工夫之次第恰与此相反，如其释“艮背行庭”时，把“艮其背”作为工夫，“不见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为效验，亦此之义。见《朱子语类》卷七三。如我们在前一节所分析的，朱子不能体会明道所说的识仁之工夫，故对于《定性书》，也同样不能理解此廓然大公之工夫，诚有以也。

XXIV 章太炎：《检论·通程》，载《章太炎全集》，第三册，第453页。

XXV 张永儁：《二程学管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13-31页。

XXVI 《二程学管见》，第9页。

XXVII 《二程学管见》，第9页。

XXVIII　未注明谁语。冯友兰认为当是明道语，见《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新一版，第875页。牟宗三亦认为属明道语，见《心体与性体》第二册，第70-71页。。

XXIX 周晋：《二程与佛学》（下），载《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21辑），沈阳： 辽宁出版社，第367页。

XXX 可参见伊川之《明道年谱》与张伯行之《周濂溪年谱》。

XXXI 游酢《书行状后》：“逮先生之官（按：指任鄠县主簿），（横渠）犹以书抵扈，以定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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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II 朱子说：“明道十四五便学圣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长进。《定性书》是二十二三时作。”（《朱子语类》卷九三）朱子此说显然有误。目前学术界对《定性书》所作的时间基本上持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嘉佑三年作，见管道中：《二程研究》，第230页；卢连章：《二程学谱》，第6页。第二种看法认为是嘉佑四年作，见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书社，1987年，第21页；钟彩均：《二程心性说析论》，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创刊号，第413页。第三种看法不认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只提出一个大体上的范围。如张永儁认为是在嘉佑三年之后作，见《二程学管见》，第5页；牟宗三认为此书在明道二十七八岁时作较为可信，见《心体与性体》，第二册，第238页。事实上，《定性书》所作的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一、二两种看法也未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凿的证据，故我们采第三种看法。

XXXIII 参见钟彩均：《二程心性说析论》，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创刊号，第415-416页。

XXXIV 《遗书》卷十八：“释氏多言定，圣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须道是好；物之恶，须道是恶。物自好恶，关我这里甚事？若说道我只是定，更无所为，然物好恶，亦自在里。故圣人只言止。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

XXXV 张永儁先生认为，明道所说之“定”不是“知止而后有定”之“定”。见《二程学管见》，第14、21页。对此笔者不敢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