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友人闲聊，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思潮(3)
2013-05-22 01:29
导读：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 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
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竟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康有为：《请御门誓众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9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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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摺》，《康有为政论集》，369页。）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同上，342页。）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
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
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蛇委。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第83号；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愚昧吞噬了生机
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竟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