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友人闲聊，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思潮(5)
2013-05-22 01:29
导读：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震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页，中华书局1958年。）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同上，774页。）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同上，175页。）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同上，233页。）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的范围。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叙，中华书局1958年。）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柢亦无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文恭公
日记》第33本，43页。）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康南海自编年谱》，48页，中华书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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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余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康南海自编年谱》，31页，中华书局1992年。）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同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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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2页，中华书局1979年。）“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同上，43页。）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
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骸…都已成了陈迹。戊戌维新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