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友人闲聊，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思潮(4)
2013-05-22 01:29
导读：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闾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战败，人们痛定
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闾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光绪政要》卷21，16页。）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谕”，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廿七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1913年间中国的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68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
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光绪朝东华录》，4015-4016页。）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同上，4044-4048页。）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的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
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
大学排名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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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运动和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是其师的《新学伪经考》、《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8页，岳麓书社1985年。）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与此同时，他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
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职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
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纬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