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符号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4)
2013-05-24 01:22
导读：;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使它成为结构和整体的样式与保证。同时经由重复和固着，可从纷繁的句子抽取出数得清的句式，有限的句
;句子蕴含的完成力量以及句子本身的完整性，使它成为结构和整体的样式与保证。同时经由重复和固着，可从纷繁的句子抽取出数得清的句式，有限的句法结构又可以转换出无穷的句子。如此，意识形态具有的重复、固着及完成的特性与句子所蕴含者是一致的，句子便成为文化意指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文化意指分析即意识形态分析）的模型、渠道及对象。朱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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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克莉斯特娃（Julia;Kristeva）称“每一意识形态活动均呈现于综合地完成了的语句形式中”，因为句子横组合层面的连续性流动造成的自然感，正是原本为之物的意识形态想以自然面貌呈现的最佳掩饰，我们分析意识形态活动，也正可从句子入手。罗兰•巴特觉得还应自相反的方向来理解克莉斯特娃上面那句话，“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风险。”[14]（p61）而且句子也总是“作为意识形态之物来揭露”[15]（p108）。在《艾骀，或名以字的样式》，罗兰•巴特以为独立而毫无关联的字是最优雅而洁净的，是的原朴状态，若按顺序排列成明白可解的词，出现了组合段，堕落或意识形态的沾染就开始了，句子这组合段的典范更是堕落的极致。参见[14]附录（p133）因此，实验使自身处于句子之外，不再以通常完整的句子面目呈现，是对句子的主语谓语骨架的拆解，对其完整性、自足性的拆解，也是对意识形态结构的拆解。罗兰•巴特经常举索莱尔（Philippe;Sollers）的写作来说明这点参见[14]（p16,;p41），索莱尔的句法不再是符合的单位，不再是句子。另外，罗兰•巴特《福楼拜和句子》举出作家的三种修改方式：替换、删除和增补。前者属纵聚合关系，后两者处在横组合关系层面。罗兰•巴特在小注里引福楼拜的言语，谈及如何连接各种观念，使它们由此及彼自然地引生出来，福楼拜道这是“残酷的艰难”，“真是障碍重重！”[16]（p1381）福楼拜意识到观念的真正状况与句子进行的流动性连接无法榫合，因此没完没了地删除、紧缩，但福楼拜简省到句子的主谓结构便停止了，没有进到索莱尔的地步。同时，福楼拜觉得句子这样又太紧缩了，继而将它们拆松，没完没了地进行扩张。福楼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句子的完整性，消蚀了它的完成力。这正是罗兰•巴特视福楼拜开始具备现代写作特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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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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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聚合关系是无意识唤起、联想出来的并列或对照关系，这种联想是与语言内的其他要素共存而产生的，或是观念、所指、意义方面有共同的东西，或是听觉印象、能指、形式方面有共同的东西，或是意义和形式两者均有共同的东西，从而产生联想。这种联想关系不是在空间上展开的。索绪尔区别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就是依据有没有“空间的观念”[4]（p150）进行的。倘若从横组合关系讨论一个词，那么，就存在此词之前或之后（亦即上下文）这般空间观念，它们是出现的，具有物质性；而从纵聚合关系来讨论，则围绕这词的一切，都是出自意识，“经意识的关系而联结起来，不存在什么空间的观念。”[4]（p150）没有在物质性的空间上呈现，只存在于意识的联想里，则属隐藏的、潜在的词语聚集。这是人类心智起作用的结果。而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总体语言库藏，或者说联想能够产生的原基，属于整体语言领域。索绪尔构想的整体语言“只存在于大脑里”[4]（p78），具有性，但这种社会性是纯粹精神的、心理的社会性，具有潜意识性。“词语之间呈现的共同之物于记忆内形成了联想，这创生出不同的群集、系列、族类，在其内部伸展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但都包括在单一的范畴内〉：这就是联想关系。”[4]（p152）心智据出现的词语引发了潜在的、隐藏的词语记忆系列，然而这是无意识的近乎被动的活动。形式和观念、能指和所指在人类大脑中的原初结合，以及形式和形式的结合，是先验的秩序，语家就是根据人类内在固有的潜意识秩序归纳出语法原则和范畴，这种有意识的分类依据了原已存在的无意识的内在分类。“在内在方面（整体语言领域），决没有什么对诸形式作事先考虑，甚至没有沉思和反省。”[17]（p92）因此，纵聚合关系处在整体语言领域，具有社会集体性，呈现出潜意识的状态，是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也就是说是个意指系统，其中含有不同的层级和类别，可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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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4年11月《》杂志第4期“符号学专号”引言中，罗兰•巴特说纵聚合关系法则是“对含蓄意指（connotation）诸单位作分类”[8]（p1413），那么，这是就意指系统、符号系统而言的。含蓄意指相对于直接意指（dénotation），叶尔姆斯列夫据此析离为三种符号学。表达层面（能指）和内容层面（所指）结合起来，才构成符号，那么，这是直接意指符号学；若一种符号学，其表达层面（能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含蓄意指符号学（connotative;semiotics）；若一种符号学，其内容层面（所指）就是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则此符号学为元符号学（metasemiotics）[7]（p115），即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波兰逻辑学家Alfred;Tarski则称之为元语言，罗兰•巴特《符号学基本概念》就采用元语言（le;méta-langage）（或译释言之言）这术语。但叶尔姆斯列夫对含蓄意指符号学和元符号学的界定只是临时的，因为表达层面（能指）和内容层面（所指）只是相对而言，且相互关联，界限并不固定，然而也可见出含蓄意指符号学偏重于表达层面的描述，元符号学侧重于内容层面的描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表达层面由直接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联合提供，那么，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表达层面（能指）本身就是一个意指系统；同样，含蓄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由直接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联合提供，则含蓄意指符号学的内容层面（所指）本身即成为一个意指系统。叶尔姆斯列夫称这般意指系统为含蓄意指者（connotator）[7]（p118）。含蓄意指者是第一意指系统，由此衍发出第二意指系统：含蓄意指系统。我们已知含蓄意指的能指实即直接意指系统，而含蓄意指的所指又是什么呢？罗兰•巴特说是“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5]（p1518），具有普泛性、统一性、弥漫性。含蓄意指的所指当中的不变者或常数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依叶尔姆斯列夫对形式的界定③），而修辞学是含蓄意指者④的形式。”[5]（p1518）这一断言实为罗兰•巴特意识形态分析或文化意指分析的关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