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的激进派及其弟子都认为，宗教(2)

诚然，神学迷信是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愚昧落后状态时的产物，但文化和科学也寓于神话和迷信之中。宗教早期的神学迷信的，也不过是人性通过神学迷信的形式来实现。早期宗教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不是神学迷信，而是人道主义精神，所以，要想正确认识宗教，首先要把宗教和神学迷信区别开。二者没有必然联系。随着文化科学的进步，固然有不少基于愚昧落后的迷信被证伪而消亡；但也有不少原以为迷信的内容证实而得到承认；还有许多所谓“神学迷信”的东西，现在的科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对比，正确的态度应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等待科学的发展。此前应该承认信仰自由、信仰完全是私人的事。你可以不信，但你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权利和自由，不要妄谈人家是神学迷信，这是人文精神。近代以来，以反对封建启蒙自诩，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全盘西化派，对待宗教的态度却最少人文精神。他们把信仰问题化，根据需要而少大由之；把宗教和神学迷信混为一谈而完全否定宗教。

中坚派认为，科技工具理性只能解决人的物质需求问题，不能解决思想文化问题，更不能解决人们的感情和心灵问题，而后者才是社会人生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宗教在“超科学”的价值体系中，并非无足轻重。梁启超认为，人生问题之最重要部分具有超科学的性质。豪杰之士所以能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原因在于其能“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饮冰室全集》第二册，46页）当人们碰到某些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身心无法摆脱，又无能为力，也无从解释的苦难时，往往寻求精神、情感上的解脱，此时理智未必解决问题。而宗教往往是最便捷的解决办法。这种摆脱痛苦的办法是否最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得到解脱，哪怕是暂时的也好。问题是不要被击垮，继续、甚至更好地生活下去。和无宗教信仰者相比，有情感寄托处毕竟是件好事。它能使人经受沉重的打击而不至精神崩溃，并能很快地振作起来。我常想，屈原如信仰宗教不致自杀；柳宗元如不信佛，古代中国就要少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了。如能宽容和真诚地对待生活，就不会把宗教看作可有可无、甚至邪恶的东西。科学派，和有些所谓的“君子儒”，以理性主义者自居，自以为高洁清雅，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陶醉于所谓高于宗教，其实未必正确的学说，并将这种观点视为绝对真理，形成一种教条，作茧自缚，反而陷入对自己信仰的教条的迷信，其实，这些书生徒尚空谈，既不真懂宗教，更不关心民众疾苦和现实人生。但这些人在社会，在学界，却很大。真要公开辩论，他们又摆出一副真理捍卫者，对不同观点不屑一顾的神态，其实他们根本不敢公开平等的辩论。

就说迷信，古代人迷信，现代人也迷信。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而中国的现代激进派却反其道而行之：始于信仰，发展了现代迷信，终于信仰崩溃。迷信的基础都是愚昧和恐怖──精神的或物质的。古代迷信的鬼神奖善惩恶；现代迷信的人一旦被神化，其心血来潮，狂暴怪戾也必须绝对服从。被虐杀还要三呼万岁，并寄望于神给他平反昭雪。古人迷信来世，虽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仍有劝人向善的功效；现代迷信神化遥不可知的未来，也不许质疑讨论，以换神当作新生，却不思修庙和论道，则迷信无穷期。所以，现代迷信的危害比古代迷信更深远。现代的君主极权，政教合一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也比古代的大得多。封建季世，特别是明清以来，君主极权和专制主义造成的文化大滑坡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惩罚了我们。一百多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近代史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施回到一个早己死灭的时代。”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是正确呢？鉴别的标准只能是人性和社会实际。哪一种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那一种就正确。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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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宗教的起源谈起。

确如蔡元培先生说，宗教是人类在“未开化，脑力简单”的产物。出于人的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需要，人们应该认识宇宙、和人本身的秘密。但初民对此茫无所知，就如同处在黑屋中的孩子，感到危险和恐惧，对任何事情都难以把握，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而不知到怎么办。于是人们就把自己的愿望寄托于自己幻想出来的一种超、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称之为神、为天、为帝，主宰自然和社会，为人类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人们对这种力量和它的体现者信仰，敬畏和崇拜。从自然崇拜到灵魂崇拜，到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到神灵崇拜；从多神到统驳众神的至上神到一神；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如犹太教、神道教、印度教），到世界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就是宗教的大致历程。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知识和能力不断提高，认识的和自己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地成为宇宙、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迷信神怪的思想越来越少，直到不迷信。但宗教并未逐渐消亡，反而在不断发展。这就说明，宗教之所以产生，还有知识和能力以外的原因。

宗教产生于人类文化早期，但这决不意味着早期的人类只有物质需求，没有感情和心灵的需求。如果人只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那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孟子　滕文公上》）当然，为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存和延续，首先要有物质生活资料；但在物质条件初步得到满足和不断改善的基础上，人们的精神文化的需求相应的也在不断提高，而且越来越高。人们还想生活的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越大越好，直到充分实现人的价值，成就“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宪问》）的事功，直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绝非成果和科技理性所能解决的；相反，不少认识到人生意义的志士仁人，从先知先觉到有责匹夫，为了他人、社会、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乃至生命而成仁取义，这更非工具理性所能解答的。这就是说，在物质文明之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物质文明上，人们还有一种精神文明，还有一种心灵的需求。这才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之所在。马斯洛说：“精神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需要，而物质的享受只是人的需要的最初阶段。”而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仅试图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而且试图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一句话，宗教产生于人性发展的需要。宗教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宗教也是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