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克服形而上学，开启出存在-思想的非形而(2)

　　当康德把“我思”、先验统觉看作是经验知识的最终来源时，“存在”在康德那里除了逻辑的用法之外，还有存在的存在者状态上的用法。前者关键在于命题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关系的设定，后者关键在于自我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设定，也就是对象之对象性与人类认识主体之主体性之间的纯粹关系的设定。存在在康德这里就被等同于设定；现实性、实存被等同于绝对的设定，等同于知觉。而不同的“被设定状态”又都是从原始的设定的源泉中获得其规定的。这个源泉在康德那里就是被称为“极点”的“先验统觉的纯粹综合”，即“先验自我”。海德格尔认为，康德通过对作为经验对象之对象性的存在的批判和解释，通过“对象性”之规定，自古以来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之意义——持续的在场状态——就以一个别具一格的形态重新显露出来。在康德这里，存在、存在的样态——可能存在、现实存在和必然存在——并非关于对象（客体）是什么的陈述，而是关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之如何的陈述。康德语言中的“对-象”(Gegen-stand)和“客-体”(Ob-jekt)始终回响着那种与思维着的自我主体的关系。而主体性、对象与反思是共属一体的。海德格尔指出：“惟在人变成为主体，主体变成为自我，而自我变成为ego cogito[我思]的地方，才会有客体(Ob-jekt)意义上的对象；惟在这种cogitare[思想]在其本质中被把捉为‘先验统觉的原始综合的统一体’的地方，惟在‘逻辑学’的极点被达到（在作为‘我思’之确信的真理中），才有客体意义上的对象。惟在这种地方，对象之本质才在其对立状态中揭示自身。”（海德格尔，2005年，《演讲与论文集》，第85页）因此，存在者作为现象乃是对认识主体而言的客体、对象。存在“只是断定”就揭示了对象之对象性与主体之主体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通过存在的不同样态：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揭示出来的。作为断定的存在被探讨，实际上就是被安置于作为其本质渊源之位置的人类主体性之构造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主体性形而上学在康德这里完成了。

　　⑶ 现代尼采时期：

　　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也就说，尼采代表着肇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的终结。在这里，终结的意思是说，形而上学对存在问题的追问的最内在的本质可能性的枯竭，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中，从笛卡尔、莱布尼茨开始，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的努力，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形而上学的思想空间已被发挥到极致，再也不能生发出新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形而上学”始终表示着柏拉图主义，那么这种柏拉图主义则在尼采的阐释中向当代世界呈现出来，尼采只是把柏拉图主义完全颠倒过来了，把感性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世界，而超感性的东西看作是非真实的世界，他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一样，依然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只不过是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完成。

　　海德格尔根据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设置了尼采形而上学的基础位置：形而上学考虑的是存在真理本身和整体性，它追问的是存在者是什么——尼采把强力的意志具体化为存在者的存在；它讨论的是存在者的整体性——尼采把存在者的整体性看作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形而上学把存在者带入它们的无蔽或真理——尼采把存在的真理思考为公正；存在的真理作为历史——在尼采看来，这一历史是虚无主义；这一历史要求一种人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提供决定性的采纳、构造和保存——这种人就是尼采的超人。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依照柏拉图以来的全部西方思想来看，尼采思想乃是形而上学。”（海德格尔，2002年，第889页）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形而上学的这五个基本词语“强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公正”共同命名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他说：“‘强力意志’是表示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的词语，即表示存在者之essentia[本质]的词语。‘虚无主义’是表示如此这般被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的名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意指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即存在者之existentia[实存]。‘超人’描绘的是那种人类，为这个整体所要求的那种人类。‘公正’则是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海德格尔，2002年，第892页）海德格尔之所以把尼采看作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那是因为，一方面尼采是一个激进的形而上学批判者，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柏拉图主义——有着清楚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位规定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家。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基本学说的完全彻底的颠倒，尼采建立了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即“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一种极端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从而把形而上学带向了完成和终结。[②]

　　面对形而上学的终结，追问存在的意义、追问存在的真理，就成为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主要目标，这也是海德格尔“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要义所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革命。海德格尔说，要从存在者身上拷问出存在来，首先要追问的是拷问者，也就是说，谁来拷问，谁会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照看存在的意义呢？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追问者以及照看者就是此在。因此，《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就是围绕着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而展开。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认为他已经克服了形而上学，并把这种克服看作是关于存在的思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思想者。但是海德格尔不是一个存在论者吗？存在不正是他要努力探讨的话题吗？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是的，但是对海德格尔来说，讨论存在者与讨论存在者的存在之间的区分（存在论差异）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必须拒斥“存在论者”这个不合时宜的头衔。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引入了“基础存在论”的概念，但不是作为存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基础部分，而是言说那些更加原初，某种前存在论的东西。在存在论所严格区分的各种不同实体——生命本质与无生命本质、精神与物质、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主体与客体等地方，基础存在论与其相应地提出了一个更古老的问题：“我们用‘存在’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海德格尔，2000年，第13页）

　　二 思想的第一个开端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海德格尔坚信，在早期希腊思想的深处仍保持着对存在问题的原始之思，存在在那里作为无蔽、敞开性而彰显着关于存在问题的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思想。因此，他主张，思想要实行“返回的步伐”，回到早期希腊思想的源头，回到思想的第一个开端那里去思存在之原始的意义。海德格尔在实施返回步伐以回到早期希腊思想的源头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更希腊的思希腊思想，或者说要比希腊人的自我理解更好地理解希腊人。他说：“更原始地追踪希腊思想，在其本质渊源中洞察希腊思想。这种洞察就其方式而言是希腊的，但就其洞察的东西而言就不再是希腊的了，绝不是希腊的了。”（海德格尔，2005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