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克服形而上学，开启出存在-思想的非形而(5)

　　然而，尼采所主张的对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同时也是对以往价值的重估，对价值的重估意味着对新的价值设定的可能性的肯定，当尼采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整体性经验为强力意志时，只要他在虚无主义的真正完成意义上来理解自己的思想，那么他的学说就是“新的价值设定之原则”的强力意志的学说，虚无主义也就不仅仅从否定意义上来说是对最高价值的废黜，而且从其本身所蕴含的肯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即强力意志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本源和尺度。因此，价值重估实际上就是一种回行，这种回行是从存在的不在家状态的虚无出发，去寻求“生成”的强力意志的存在的新的在家状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尼采那里，价值是关于“保存-提高的条件”，强力意志就被揭示为“价值设定的必然性的根据和价值评价的可能性的本源。”（同上，第244页）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强力意志”、“生成”、“生命”和“存在”说的是同一回事。然而，如果存在者的特征被规定为强力意志，如果存在被尊为一种价值，那么，这恰恰是把存在贬降为一个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条件了。海德格尔指出：“如果存在者之存在被打上了价值的印记，并且借此就确定了它的本质，那么，在这一形而上学范围内，也即始终在这个时代的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范围内，任何一条达到存在本身之经验的道路就都被抹去了。”（同上，第271页）这就意味着，尼采的形而上学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同时就是对虚无主义的完成，尼采的形而上学不但没有思存在本身，而且这种对存在的不思还被掩盖在一种假象之中，仿佛它由于把存在尊崇为价值就是以最隆重的方式思考了存在，以至于一切存在之问都变成多余的了。（同上，第272页）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价值思考对存在问题来说是致命的，如果存在仅仅只能作为一种价值起作用的话，那么，尼采根本就不让存在本身进入涌现中，也即进入其本质的生命力中。

　　上帝被杀死之后（实际上，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上帝就永久缺席了），也就是说，人把自在存在的超感性世界废黜之后，人就完全站立起来，这种站立当然是在主观性中的站立，在人的站立过程中，一切存在者都成了对象，连人这个消除掉超感性领域的存在者本身也不能幸免而成为对象。海德格尔说：“决定性的事情并非摆脱以往的束缚而成为自己，而是在人成为主体(Subjekt)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上，第89页）当人成为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时，人就成为了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以至于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都把自身建立在人这种存在者之上，于是，他指出：“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了，即：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同上，第91页）也就是说，存在者的存在被把握为人的表象，存在者作为对象被带到人面前，相应地，世界就被人把握为图像。总之，存在者已完全受人所决定、支配和摆置，人从根本上和本质上成了一般主体。不过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个“人”指的是个人还是集体、民族，抑或是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它所带来的后果是，无论主体作为个人而沦落为个人主义，还是主体作为集体而畸变为集体主义，人都成了问题。所以，海德格尔说，唯有在世界成为图像、人成为主体之际，才出现了人道主义。（同上，第95页）

　　⑶ 现代科技的绝对统治

　　人蜕变为一般主体的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在海德格尔看来，当希腊的技艺作为解蔽转变为当代技术的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的解蔽时，不但矿山的开采、田地的耕作都沦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摆置着的自然而得到订造，而且就连矿工、护林人以及机械化食品加工业链条上的农民也被促逼入订造中了。海德格尔说：“这样看来，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绝不只是单纯的人类行为。因此之故，我们也必须如其所显示的那样来看待那种促逼，它摆置着人，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那种促逼把人聚集于订造中。此种聚集使人专注于把现实订造为持存物。”（海德格尔，2005年，《演讲与论文集》，第17-8页）海德格尔把这种促逼着的聚集称为集置(das Ge-stell)。集置被规定为现代技术的总特征。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集置本质所蕴含的“摆置”(stellen)、“订造”(bestellen)、“持存”(Bestand)等特征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这种危险体现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一方面是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存在者的千篇一律状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这种千篇一律状态的无差异性证明了对存在的离弃；随之而来的另一方面是人被吸入一种持续的消耗形式的持存保障中，人成为最重要的原料，并最终也将成为工厂中被制造的对象。当人一味地去追逐、推动那种在订造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从那里获取一切尺度时，卡尔·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时所指出的异化问题就出现了。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讲的危险显然不是通常理智所理解的人被技术囚禁起来的强制性的危险，他所顾忌的危险仍然是对存在的遗忘，存在真理的自行遮蔽和隐匿。然而，如果存在的命运就是自行遮蔽和隐匿，海德格尔为什么在对现代技术的追问中把这种命运看作是最高的危险呢？原因有二：一是人在现代技术的集置本质中也不可避免地被沦为持存物，从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二是作为命运，集置驱除了任何解蔽的可能性，也即不再让解蔽作为一种解蔽显露出来，而且这种驱除是以伪装为真理的闪现和运作而出现的。因此，促逼着的集置不仅遮蔽着先前的解蔽方式——产出，而且还通过伪装成持存物而遮蔽着解蔽本身，遮蔽着无蔽状态——真理——得以在其中发生的那个东西。所以，海德格尔说，技术之本质作为解蔽之命运就是危险。

　　“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同上，第28页）海德格尔指出，我们正站在一个选择面前：一边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它正在衰败，并可能依然持续几个世纪），一边是另一个开端，而这个新的开端可能只是一个瞬间。终结和新的开始同时存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以期待另一开端实际上就是做出一种选择，在已经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和来自于一个瞬间的正在准备着的另一条道路之间的选择。但新的开端只能来自于一个断裂，它必然要求向尚未到来的一个跳跃。海德格尔说：“向另一开端的跳跃就是向第一个开端的返回，反之亦然。”（Heidegger, S.185.）不过，“另一个开端并不是第一个开端的相反的运动，而是使它本身处于另外一个不是对立的位置上，并尽可能地直接进行对照。”（同上，S.187）也许这就是海德格尔更多地谈论“转向”和“返回”，而较少地讨论另一个开端的原因。“另一个开端”这一说法显得太模棱两可了，如果是对希腊第一个开端的复兴和深化，那么就不应该叫做“另一个开端”，即使作为相对的“另一个”，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技术时代来说，又显得过于遥远，并且它也无法也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除非依靠由这个技术时代所产生的核弹全方位的毁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理智生物，然而，在这个毁灭一切的瞬间，显然产生不了另一个开端，因为存在的历史也在毁灭中一道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