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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后半叶，从思想史的视野来(2)

2013-11-21 01:02

　　在20世纪中叶，随着对休谟研究“肢解化”倾向反思的深入，以及对其著述的“内在一致性”的重新认识，休谟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和重要性逐渐得到恢复，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性著述。(25)与此同时，休谟历史学研究的复兴也带动了休谟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兴起。(26)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休谟研究各专业领域的兴起，历史上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休谟图景——作为哲学家的休谟，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休谟和作为随笔作家的休谟——开始融合，人们逐渐获得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休谟。由此，休谟研究逐渐走上了“整体研究”和“综合分析”的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休谟研究”发生了一种急剧的、革命性的变革，人们开始寻求从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理解休谟，理解休谟的作品，理解休谟所置身的语境及社会历史背景。结果，传统的学术分工被改变，休谟著作的“整体性”(entirety)，以及休谟所著述的各种文体(genres)之间的关联性遂成为日益丰富的、跨学科的“休谟研究”的中心。休谟研究的“整体性”和“跨学科”的取向在1974年成立的“休谟学会”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作为一个国际性研究组织，“休谟学会”所标明的宗旨是“致力于对休谟的思想和著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时至今日，休谟研究的跨学科范式依然得到有效的坚持，这一点从近年来“休谟研究国际年会”的议题中可以看出。(27)

　　二、走向“整体性”休谟：思想史视野中的“休谟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对休谟研究的“跨学科”和“整体性”追求中，思想史范式由于强调学科畛域的打通，强调观念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的互动，强调知识话语之间的逻辑演进，强调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备受注目，在近几十年来的休谟研究中异军突起，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诠释范式：即注重“context”的社会语境范式，注重“ideology”的意识形态范式，注重“language”的知识话语范式。

　　（一）社会情境的解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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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诠释模式中，休谟思想“发生”或“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逐渐受到注目。20世纪后半叶，研究者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纯文本”式的解读模式，转而把对休谟思想的考察与具体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并试图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苏格兰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解读休谟的思想。在这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达肯·富布斯教授(Duncan Forbes)、特维尔－罗普尔教授(Hugh Trevor-Roper)等。20世纪60年代，富布斯教授在剑桥大学开设了题为“休谟、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讲座，一时为思想界所注目，并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英国思想史研究的复兴。自70年代起，富布斯教授集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如《休谟的政治科学》(1977)、《休谟政治科学中的欧洲或世界的维度》(1978)、《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1979)。这些论文的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其于1975年出版的《休谟的哲学政治学》一书更是成为休谟研究领域里的经典性著作。在这些著述中，富布斯教授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作为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核心在于对社会及社会发展的理解，而休谟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员。他写道，“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对它进行普遍化归纳总是危险的。但是，也许它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是唯一的例外。人们可以恰切地套用伯克的名言，‘我们必须服从变迁的伟大法则’。在18世纪的苏格兰，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那就是急剧的、大跨度的历史变迁对于人们的心灵和思想所产生的冲击，并且是以一种强制的方式。这使苏格兰人深深地体验到变化的需要，以及那些不愿变化或者不适应变化的那些人群的命运……对于休谟等人而言，遵从伟大的变化法则就意味着现代化，如果以18世纪苏格兰人的情感与需要、机遇和挑战的眼光来看待休谟的政治科学，它基本上是一种现代化的规划。”(28)在这方面，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史家特维尔－罗普尔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66年，他在圣安得鲁斯学院作了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专题演讲，并于次年结集出版。特维尔－罗普尔认为，以休谟为首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探索“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要点在于对人类进步的历史分析上”，这构成了“所有文化成就中最具有苏格兰风味的方面”。对于特维尔－罗普尔而言，苏格兰社会被休谟等思想家视为落后的，所以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成为一种“经济上的必需”。而且，这种合并带来“一场社会革命”。在这场社会革命中，一个新的、以律师、教会和大学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成长起来，他们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置身于官方的体制性生活，他们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性和蒙昧性。出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动机，以休谟为首的知识群体开始致力于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则”。(29)正是在这种探究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史才发展起来。特维尔－罗普尔认为，休谟等人的启蒙思想正是这种特定社会经济环境在观念领域的反映。受特维尔－罗普尔的启发，豪恩也认为，主宰休谟启蒙思想的是“试图理解并促进社会进步”，他认识到，要想改变苏格兰经济发展的落后状态，要想获得经济和道德上的进步，实行某种“文化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其核心是建构现代商业社会的“合法性”基础。(30)豪恩的观点得到了Hiroshi Mizuta呼应。他认为，启蒙运动的观念的功能就是“将处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合法化”，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合法化功能所采取的样式是不同，而每种样式“都反映了每个民族经济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性”(31)。苏格兰的独特方式就是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主要反映在休谟和斯密的著作里），其目的是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主义”辩护。(32)

　　同时，在一系列著述中，(33)菲力普森利用埃里克森(Erikson)的心理学，探讨了由“合并”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化、身份危机与休谟等人的启蒙思想之间的关系。在18世纪中叶，苏格兰的经济繁荣和新财富的兴起使新一代的精英阶层过上了都市生活，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身份危机：新精英阶层既想把自己看成（或被别人看成）是苏格兰的领导，又不想把自己与苏格兰的传统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加入18世纪中叶苏格兰社会所兴起的精英俱乐部，这种身份危机最终得以解决。这些俱乐部的主导哲学是休谟和斯密的“决定论”。它告诉人们，人是内在于其所置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并由它们所塑造。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休谟和斯密的思想中，“礼俗”(manners)和“社会交往”(social intercourse)才获得了如此尊崇的地位。许多研究者还探讨了苏格兰社会转型与苏格兰历史学派“历史意识”的产生之间的关系。1770年，迟暮之年的休谟写道：“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的时代，而苏格兰是一个历史的民族。”(34)对于休谟等启蒙思想家这种独具特色的“历史意识”，Hiroshi Mizuta认为是“苏格兰由部族社会迅速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产物”。(35)而这一点，在吉亚里佐(Giarrizzo)的著作《休谟：政治和历史》中得到最早的诠释。(36)米克(Meek)也注意到，正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休谟等人观察到不同的经济样式和社会发展形态之间的比较，正是这种比较成为苏格兰历史学派的理论根基。关于观念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评述也出现在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中，他认为，“苏格兰社会转型的迅速和戏剧性特征在苏格兰的理论中得到充分地反映”(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