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后半叶，从思想史的视野来(5)

　　同时，作为一名“中国的”休谟研究者，我们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就是我们还相当缺乏“问题意识”，缺乏从中国的“当下语境”出发来诠释休谟思想的视野，缺乏探讨休谟思想与中国的“相关性”的内在动力。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困惑：休谟思想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纯粹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讲，就现在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水准而言，我们往往容易陷于悲观。因为，由于受到一个客观的、命定的环境的制约，我们很难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列，或者说很难对于某一根本问题进行较大的学术推进或建设。(76)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除了学术上的建设外，思想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传播那些具有强烈社会功用的观念。以福泽喻吉为例，如果从纯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他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及其成果《文明论概略》的价值显然不大，因为他主要是吸收甚至是直接袭用了巴克尔和基佐文明研究的成果。但是，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明论概略》的价值则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影响了日本的文明化进程和发展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估量休谟思想研究的价值，就不能完全拘囿于学术上的推进，而应当确立自己的“本土立场”和“本土视野”。对于中国的休谟思想研究者来说，西方的前沿不一定就是中国学者的前沿，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由于时代主题不同，思想家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所以思想史的研究取向、问题意识和学术前沿也必然是不一样的。(77)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地追踪前沿，而是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后置，聚焦于“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探讨在西方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我们要探讨在社会转型中思想家所形成的导向性的观念：如产权思想、法治思想、政治文明观等。在这方面，休谟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因为按照西方学界的流行说法，苏格兰启蒙思想，特别是休谟的启蒙思想的三大知识门类——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历史学——就是围绕着“社会转型”而展开的，是对“现代性”的首次阐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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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作为一名中国研究者，关注并考察休谟思想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过程也是应有之义。在近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中，随着思想史与“新社会文化史”的结合，以及“观念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兴起，观念的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成为思想史研究中一个方兴未艾的“高地”。这在近年来的休谟研究中也得到鲜明的体现。费塞(James Fieser)所编辑的10卷本的《对休谟的早期反应》已出齐：包括《对休谟的道德、文学和政治作品的早期反应》（2卷）、《对休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作品的早期反应》（2卷）以及《对休谟的〈英国史〉的早期反应》（2卷），《对休谟宗教作品的早期反应》（2卷）、《对休谟生活和名声的早期反应》（2卷）。除了休谟思想的“国内批评史”外，休谟思想的“国际传播和接受”也成为研究的焦点：如《欧洲对休谟的接受》、《美国建国早期对休谟的接受》、《休谟和十八世纪的美国：休谟政治思想在美国的接受》等。鉴于此，我们也很有必要加强“休谟思想的中国接受史”方面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学者大有发挥的余地。鲁迅曾说过，“我从别处盗来天火，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在休谟思想“本土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从“偷天火”到“煮自己的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西观念之间的互动互化以及从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思想和心灵曲折的现代化历程。

　　注释：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①钱钟书：《大卫·休谟》。见http://www.sinoliberal.net/hume/hume%20qianzhongshu.htm。“伊壁鸠鲁豚笠中最肥的猪”是爱德华·吉本对休谟的谑称，因为休谟是当时有名的“饕餮”。

　　②对于休谟的《英国史》，《年鉴》称颂道：“我国作家在历史方面成就甚微……休谟先生所刊行的大著，使我们国家摆脱了这种羞耻。”见V·Wexler, David Hume an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Philadelphia, 1979,P.90.此外，爱德华·吉本称休谟为“苏格兰的塔西佗”，而伏尔泰则称休谟的《英国史》“是迄今所有的语言文学中写得最好的”。见Nicholas Capaldi and Donald W.Livingston(eds.),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Dordrecht,1990,PP.vii-viii.

　　③对此，休谟写道，“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息，甚至在狂热者中也不曾激起一次怨言来。”见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页。

　　④Nicholas Capaldi and Donald W.Livingston(eds.), 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P.105.

　　⑤分别见：巴里·巴斯德：《休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前言。

　　⑥Frederick G. Whelan, Order and Artifice in Hume'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1985, P.4.

　　⑦大致有四种观点，一种是以黎德—格林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一种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看法；一种是以康浦·史密斯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一种是以德勒兹(Deleuze)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见Claudia M.Schimdt, David Hume: Reason in Histor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6.

　　⑧E.C. Mossner, "Philosophy and Biography: The Case of David Hume", inV. C. Chappell (ed.), Hume, London, 1968.

　　⑨Nicholas Capaldi and Donald W. Livingston (eds.), 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1990, P.212.

　　⑩John B. Stewart, Opinion and Reform in Hume'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

　　(11)Nicholas Capaldi and Donald W. Livingston (eds.), 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Preface.

　　(12)Donald W·Livingston, Hume's Philosophy of Common life, Chicago, 1984, P.1.

　　(13)Nicholas Phillipson, Hume, P. 4.

　　(14)E.C. Mosnner, "Apology for David Hume, Historian", in John Dunn and lan Harris (eds.), Hume, Cheltenham, 1997, vol. 1 P. 695.

　　(15)Frederick G. Whelan, Order and Artifice in Hume'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4.

　　(16)Donald W. Livingston, Hume's Philosophy of Common Life,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