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后半叶，从思想史的视野来(3)

　　（二）意识形态(ideology)的解读模式
　　20世纪中叶以来，对休谟的思想进行解读的另外一个重要路径是意识形态式的。在这种解读模式中，人们关心的是休谟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基础，既休谟究竟属于哪个“主义”。但是，一旦涉及到“主义”，休谟的“形象”就模糊起来，甚至“歧义”迭出。早在1931年，格莱格就曾抱怨道，“就形而上学、知识、经济、伦理和宗教理论而言，休谟无愧于激进主义者的称号：他不崇尚权威，他相信自己的推理……他以自己独有的讽喻性逻辑，解构并摧毁了许多成见。但是他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逻辑应用到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以及约翰·威尔克斯的政治中去呢？”(38)几十年后，沃林对把休谟贴上“主义”的标签表达了同样的困惑，“去照管两个争吵不休的孩子总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特别是像休谟这样的一个对党派从禀性上讲又十分反感的人尤其如此。”(39)

　　1949年，在其所著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史》中，斯蒂芬认为，作为“异端的怀疑主义在政治上的转换”，休谟在意识形态上属于“讥讽的保守主义”。休谟“倾向于捍卫权威，因为权威有利于维持一种静态的社会，而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自然理想”(40)。作为回应，沃林1954年撰文认为，休谟的保守主义建基于对理性主义以及理性自主诉求的攻击，是一种自由化了的保守主义，其立场昭示着“18世纪中叶左右自由主义所发生的变化”：从摧毁“旧制度”到捍卫革命成果。与后期的保守主义不同，休谟的保守主义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内涵。(41)沃林的观点在米勒那里得到响应。他认为，可以把休谟置入保守主义传统，但是他的保守主义却是“非同寻常的”。首先，由于休谟保守主义“哲学前提”的革命性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混合了自由主义的要素：在力主保存社会等级制的同时，又主张经济自由和发展商业；在鼓吹对现有权威和秩序敬重的同时，又信仰公民自由和法治。(42)其次，休谟的保守主义并不是那种典型的保守主义，而是保守主义思想传统中比较独特的一个支系。其主要特点在于：对那些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所有宏大的社会和政治重构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在处理政治问题时主张采取一种审慎而稳健的路径（它并不排斥进步性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是渐进的）。(43)昆顿也把休谟归入保守主义的行列。他认为，休谟对于人类知性的“无知和缺陷”的深刻理解，导致他怀疑政治改革中理性计划的效用和政治进步的前景。(44)列文斯通也认为休谟是属于保守主义阵营的。在他看来，休谟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怀疑主义。由于休谟对于“错误的哲学”——也即对于“理性自主”原则的创造性攻击，以及他对于包含着“偏见、习惯和信念”的“日常生活”的诉求，他认为，不是伯克，而是“休谟应当被认为第一个保守主义的哲学家”(45)。这种观点也为卡帕尔蒂和佛鲁(Antony new)所坚持，他们称休谟为第一个“现代的世俗的保守主义理论家”(46)。同时，关于休谟和欧洲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关系，特别是与梅斯特的关系，劳伦斯·L·伯格内在其《大卫·休谟：反革命的先知》(1965)中作了专门的探讨。(47)

　　但是当人们把休谟的保守主义作为其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在政治上的自然延伸的时候(48)，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马歇尔就认为，“‘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对待变化的保守主义态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49)这一点也为劳森所认同，他指出，那种认为怀疑主义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和寂静无为的保守主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怀疑论者不可能在知识的基础上挑战现状的话，那么他也不可能在知识的基础上接受现状的合法性，此外，怀疑主义对于习惯的仰赖并不必然意味着保守主义。”与之相反，怀疑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倒是有紧密的关联，如果自由意味着法治，意味着多元主义和宽容。因为“政治上的皮浪主义者”可能是自由传统的最好的继承人，因为“他不会从事于建构一种自由学说的虚妄计划”，而是“从自由学说的过度放纵中保护自由实践的历史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休谟置入自由主义的传统中，认为他提出了自由的财产规则并显示出对“公共舆论”的尊重。(50)斯图尔特也对米勒、列文斯通等把休谟归入保守主义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政治上，休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他看来，伯克的那些保守主义观点——对偏见和习惯的坚持，对继承性权利和宗教权威的敬重，在休谟身上并无体现。而且，休谟并不主张维持现状，他对在英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怀有很高的期许。(51)当然，最坚定地捍卫休谟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至尊地位的当属哈耶克。在他看来，休谟堪称“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法律哲学家”。他认为，“我们从18世纪思想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论者那里继承了有关自由宪政的基本观念”(52)。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写道：“有关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首先在英国形成的，在整个18世纪它一直是令人羡慕的自由之邦，它的政治制度和信条是辉格党的信条，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信条。正是从休谟的著作中，而不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在为这场革命提供辩护的洛克的著作中，我们找到了对这些信条最全面的阐述。”“休谟的《英国史》在18世纪向欧洲传播辉格党自由主义方面的作用，大概同麦考利的《历史》在19世纪的作用一样大。”“他所创立的首先是一种人类制度的生成理论，这成为他关心自由的基础，也成为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弗格森、斯密和斯图尔特的著作的基础……休谟的著作也为美国宪法的作者提供了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伯克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基础，他比人们普遍承认的情况更为接近休谟，更为直接地受益于休谟。”(53)而巴利也指出：“许多与价值的非理性主义自由系统相联的问题最初是由大卫·休谟提出的。尽管休谟没有系统地确立过一种经济哲学或一种政治哲学，但他总的研究包括了构成一般的自由社会理论所需的足够多的非系统的观察和反应。”(54)

　　其实，判定休谟的意识形态属于保守主义还是属于自由主义，需要仔细辨析人们所使用的“概念”本身的具体内涵，否则就成为言辞之争。如以“自由”为例，当我们用它来指称“公民自由”（或消极自由或英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时候，休谟当然属于这种自由传统之内。但是当我们用“自由”指称“政治自由”（或积极自由或大陆的理性建构主义）的时候，休谟当然就显得有些“保守”了。另外，判定休谟的意识形态的“激进”或“保守”，还取决于我们所采用的思想“参照点”。就如肖特(John Salter)所说，当考虑到休谟对于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对于抵抗之危险的不遗余力强调，休谟无疑是一个保守的思想家；但是一旦考虑到休谟并没有彻底地排除民众的抵抗权利，认为在民众财产权受到大规模的侵犯下，可以正当地诉诸于革命时，休谟无疑又处于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