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2)

　　1926年4月，由于维特根斯坦过度体罚学生，家长将其告上法庭。28日，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教职。放弃小学教师工作后，维特根斯坦一度想当修道士，未果。于是，他在维也纳郊区的另一家修道院做了三个月助理园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项自己喜欢的差事：协助其建筑师朋友恩格尔曼为其二姐设计和建造房子。1926年4月底，石里克与他的几个学生一起赶往奥特塔拜见维特根斯坦。到那里之后，才知道维特根斯坦已经离开那里了。

　　1927年2月19日，维特根斯坦的二姐写信给石里克，说他可以与维特根斯坦见面了：“他请我向您表达他的问候和最诚挚的道歉：他相信他仍然还不能集中心思于逻辑问题——他现在的工作占有了他全部的精力。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和许多人谈话。他认为，与您这个令人尊敬的教授一个人讨论这些事情是可能的。他想，这样的讨论会表明，他现在在这个方面对您到底是否有任何用处。”[4]14接着，石里克受邀到她家做客，与维特根斯坦单独谈话。经过多次单独会面后，维特根斯坦允许石里克带着他的少数几个同事和学生同来。被石里克选中的人包括：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费格尔(Herbert Feigl)、加斯伯尔(Maria Kasper)等。其中，只有魏斯曼总是参加会谈。从1927年夏天到1928年底，石里克等定期在每星期一与维特根斯坦会面。在大多数时间，他们讨论的并不是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常常背对着听众念泰格尔等人的诗文。当然，他们偶尔也谈到哲学问题。其中，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之一是兰姆西提供的。1925年11月，兰姆西在伦敦数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数学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由于当年夏天与维特根斯坦闹得不甚愉快，他没有将论文直接寄给维特根斯坦，而是寄给石里克。在1927年的一次讨论中，石里克提到了这篇论文。维特根斯坦仔细阅读了它。1927年7月2日，他写信给兰姆西，批评了论文中的观点：同一性命题或者是同语反复式或者是矛盾式。8月15日，兰姆西写信给石里克，请他转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的答复。

　　1928年3月，在魏斯曼和费格尔的劝说下，维特根斯坦听了直觉主义学派宗师布劳维尔的一次名为“数学、科学和语言”(Mathematik, Wissenschaft und Sprache)的讲演。听完讲演，他表现得非常亢奋。费格尔描写道：“……观察那天晚上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的变化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他变得非常健谈，并开始勾画构成他后期著作之出发点的想法。……那天晚上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向强烈的哲学兴趣和活动的回归。”[5]

　　1928年6月，石里克邀请维特根斯坦参加他的学圈的周四讨论会。维特根斯坦大概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大概在1927年夏，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凯恩斯，11月份他的建筑任务就可以完成，之后他或许会到英国旅行。事实上，直到1928年秋，这个任务方告完成。1928年11月，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凯恩斯，他会在12月初到英国待一段时间。12月，他又写信说，因为生病，他不得不将到达英国的时间推迟到1929年1月初。1929年1月中旬，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他很快便决定留下来做哲学研究。在2月18日写给石里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已经决定在剑桥这里待几个学期，以处理视觉空间和其他的题目。”[4]17

　　促使维特根斯坦如此迅速地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兰姆西和石里克等人之间进行的诸多讨论以及从1929年2月初开始所进行的思考和写作表明，他还是具有高超的哲学思考能力的，他的心灵还是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的。其次，布劳维尔的演讲使他认识到，《逻辑哲学论》并非解决了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比如，这本书对数学本性问题的探讨远非完善；另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它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探讨，比如视觉空间问题。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是，多年的生活经历表明，最适合于他的环境还是剑桥，最适合于他的事情或职业还是哲学思考和写作。

　　回到剑桥后，维特根斯坦最初的正式身份仍然是高级研究学生，导师为比他小17岁的朋友兰姆西。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维特根斯坦与兰姆西经常在一起长时间地讨论数学基础和逻辑的本性问题。关于这些讨论，在记于1929年2月15日的一则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就逻辑问题与兰姆西进行了一些充满乐趣的讨论。这些讨论类似能使人强健的体育活动，而且，我相信它们也是在一种很好的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存在着色情的和骑士风度的成分。借此，我也可以被培养着建立起某种思维的勇气。几乎没有比如下事情更令人感到惬意了：一个人仿佛从我的嘴里将我的思想取出来，将其平铺在空旷的地方。当然，这一切都掺杂有虚荣的成分，但也不尽然。”[6]4

　　兰姆西对《逻辑哲学论》的重要批评之一是维特根斯坦关于颜色排斥问题的观点。在《哲学研究》前言中，维特根斯坦写道：“……自从十六年前我重新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在那个第一本书中所写下的东西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弗兰克·兰姆西对我的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我与他在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它们——帮助我认识到这些错误。但是，至于这种帮助有多大，我自己几乎也不能做出判断。”兰姆西病逝于1930年1月。

　　在回到剑桥后的第一年，维特根斯坦还结识了经济学家斯拉法(Piero Sraffa)，与之进行了若干次讨论。此后的若干年内，他也经常与斯拉法讨论问题。在《哲学研究》的前言中，维特根斯坦写道：“与这些——总是强有力的而且可靠的批评相比——我更要感谢本校教师皮埃罗·斯拉法先生多年来不间断地对我的思想所进行的批评。我要将这本书中最富有成果的想法归功于这个刺激。”维特根斯坦曾经告诉他的学生瑞斯(Rush Rhees)，他从斯拉法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以“人类学的方式”看待哲学问题。

　　1929年6月18日，维特根斯坦以《逻辑哲学论》一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主持人为穆尔和罗素。6月19日，他从三一学院获得一笔为数100英镑的研究基金，作为他暑期和下一学期的研究和生活费用。这样，他便可以暂时安心地从事哲学思考和写作了。

　　7月19日，在英国心灵协会和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联合年会上，维特根斯坦做了一个有关数学中的一般性和无穷的报告。他会前提交的论文名为“一些关于逻辑形式的评论”(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这篇文章发表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副刊》(Proc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IX，1929)上。11月17日，维特根斯坦在异教徒学会(The Heretics)上做了一个有关伦理学的通俗讲演。讲演稿(TS 207)1965年以“伦理学讲演”(A Lecture on Ethics)为名发表于《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上。实际上，一回到剑桥，维特根斯坦便开始了紧张的哲学思考和写作。1929年2月2日，他开始写作MS 105。到1930年2月中旬，他已经写出了三本半哲学笔记(MSS 105-108第一部分)。这时，为了申请较为固定的教职，他从这些笔记中做出了一个打字摘录稿，即TS208，名为《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紧接着，以此稿为基础，他整理出了TS 209。①(1964年，该打字稿在牛津出版。)关于这部稿子，1930年5月8日罗素评论道：“包含在维特根斯坦这部新著中的理论是新颖的，非常具有独创性，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是真的。作为一名喜欢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当希望它们不是真的；不过，从我所读过的部分看，我完全确信，他应当有个机会将它们完成，因为如果完成了，或许很容易证明，它们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哲学。”[7]主要是因为这个评价，1930年12月，维特根斯坦获得了剑桥为期五年的教员助理教职(Faculty Assistant Lectureship)。